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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还是在上甘岭战役刚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曾萌发过用自己的笔写写战役的全貌,用现在的语汇来说,就是作个全景式的扫描和透视。这个夙愿终于在40年后实现了,我们的心情是非常不平静的。古人说,洞房花烛、金榜题名之类是人生的幸事,而对一个战士来说,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艰苦之后的欢乐,痛苦之后的开颜,战斗之后的歌唱。 美国人罗素·斯泊尔写了本《韩战内幕》的书。他在“著者说明”里,一开始就写道:“按照西方观点描写朝鲜战争的作品可谓连篇累牍,但是,用中国观点写出的作品却少得令人难以置信。”用“中国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描写朝鲜战争,描写在此次战争中,以及在世界战争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上甘岭大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次动笔之前,我们在北京、武汉、南京、徐州、郑州、西安、成都等地区,重访了15军、12军的数以百计的老领导、老战友和英雄、功臣。当他们听说我们要写《上甘岭大战》时,众口一词:“我投一票!”他们谈起上甘岭,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心情还是那样的激动,神态还是那样的自豪,对战友,特别是苦战中英勇捐躯的烈士,还是那样深切的怀念。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友情,常常使我们抑制不住热泪的涌出。正如一位诗人所说,他们“是圣洁的潮水,每一个和他接触的人,灵魂都得到洗浴。” 当年在上甘岭指挥作战的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副军长周发田、参谋长张蕴钰,还有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师一级领导崔建功、聂济峰、向守志、张显扬、王新、刘瑄等,对我们的写作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怀和鼓励。特别是张蕴钰、聂济峰同志亲自给我们谈情况、出点子、提供资料,是写作这本书的当之无愧的顾问。更使我们感动的是,当聂济峰同志在病危、弥留之际,还在询问《上甘岭大战》的写作进展情况,他说自己一生还有两个“坑”没有填起来,其中之一就是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写作。可惜他没能亲眼看到这本书的出版。还有部队的许多领导同志和老战友如赵兰田、张纯青、康星火、温锡、靳钟、曹欣、宋新安、张景禄、刘海江、宁焕星、桑临春和阚文彬,以及15军、12军现领导同志张汉平(已调军委空军)、景学勤、朱永清、温宗仁等,从精神到物质给我们以热情的鼓励和慷慨的支援。 另外,《上甘岭大战》的写作,原准备请当时15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后任国防大学副校长的钱抵千同志牵头组织,不幸尚未开始抵千同志便与世长辞。就在我们采访过程中,当年守卫上甘岭的两位师政委王新、聂济峰同志也不幸先后因病瘁逝。这些同志的谢世令人悲痛不已。我们深深感到,没有广大指战员的艰苦作战和许多烈士的英勇献身,就没有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没有当年参加战役的同志们的支持和鼓励,就没有《上甘岭大战》的问世。所以,从狭义上讲,这本书是我们3个人执笔写成的,而从广义上讲,可以说是所有参加上甘岭战役的指战员的集体创作。 写作这本书,酝酿的时间较长,而写作时间又较短,从1990年11月开始补充采访,查阅资料(我军的和敌方的,其中包括克拉克的回忆录,丁一权的谈话录,美国军事史,韩国战争史,敌我的战斗日记以及有关朝鲜战争及其它方面的书籍资料等等)到完成初稿,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以上甘岭精神来写上甘岭”成为我们3个人的共识。一位作者身患冠心病,随身携带急救箱坚持写作,曾数次晕倒;另一作者不顾年大体弱,跑东跑西广集资料、勤奋写作,还主动兼做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还有一位作者的文稿是在赴美探亲旅游期间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完成的。鞭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的,正是上甘岭英雄们用他们的鲜血凝成的一种精神力量。 本书的出版,承蒙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志题了词,承蒙解放军出版社韩瑞亭等同志的热情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 今年是上甘岭战役胜利41周年,我们愿以此书献给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献给关怀和支持这本书写作的战友们,献给一切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海内外朋友们,献给广大的青少年朋友们!
作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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