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的文学价值
一业(01/06)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对朝鲜当代文学的介绍和研究逐渐沉寂下来，以至绝迹。对这十几年来朝鲜文学的发展情况，中国的媒体（包括学术刊物）没有作任何报道。专攻朝鲜当代文学的学者转而研究韩国当代文学。朝鲜当代文学在中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和排斥，这种现象不足为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文学的影响，形成了开放的、多元的、富于时代感的文学新格局，而朝鲜依旧是单一地发展主体革命文学（朝鲜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二者自然就道不同不相与谋了。但如果据此就不作具体分析，先入为主地否定、封杀朝鲜当代文学，除了使精神上的优越感得到一点点满足以外，不会给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任何好处。与中国人不同，韩国人、日本人一直在关注朝鲜文学，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甚至认为中国、韩国和朝鲜已经创造出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①。在阅读了20世纪90年代问世的两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和《信念与我的一生》（李仁模著）以后，我感到大江所言并非虚妄之语。朝鲜文学没有沦落到乏善可陈的地步，她也有构思新颖、笔法娴熟、感情丰富、思想深刻的佳作，在这些作品里朝鲜民族传统与共产主义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朝鲜文学气质，在世界文学百花园中散发着独特的芳香。写作本文正是为了评估朝鲜当代文学所达到的水平，确认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创作经过和作品概貌
《与世纪同行》是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1912～1994）在国家主席的职位上历时数年创作的长篇回忆录，回忆录未及写完，金日成便溘然长逝。
《与世纪同行》生动描绘了自1912年作者出生到1945年朝鲜获得解放这33年间朝鲜抗日斗争的历史画卷。全书8卷，每卷3章，每一章下又设5-10节。每卷25万字左右，各卷前都配发有一两百幅相关图片。
作者写回忆录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保存历史资料，而是要把“与民族一同度过的一生中所体验到的问题和先烈们为今天怎样献出了青春的事迹告诉给新一代”②，从而启迪人们领会革命的原理、原则和方法，继承老一辈革命战士热爱祖国与民族、热爱人民与同志的精神③。进入20世纪90年代，朝鲜在各方面都经受着严重困难。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内外形势，金日成要求全体人民坚定建设朝鲜式社会主义的信念和意志，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一切困难推进革命事业。《与世纪同行》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想，是一部从现实着眼描述、评说历史，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回忆录。1992年4月，为迎接金日成80寿辰，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和朝鲜的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与世纪同行》的第1卷和第2卷。到目前为止，朝鲜已用9种文字出版了1-8卷（第8卷问世于1998年），其它一些国家也相继出版了此书。中文版现有两种，一是朝鲜的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一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郑万兴译本。按金日成的构想，“要把自抗日革命斗争时期、解放后直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全部写出来，大概要写30多卷。”④但他生前只完成了回忆录第一部《抗日革命》的前6卷，根据他“生前亲自拟定的纲要、遗稿和党的文库所珍藏的许多历史文献资料与回忆资料”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受权编纂出版《与世纪同行》的续编，第8卷的问世标志着第一部的完成。下文所论及的《与世纪同行》，特指其第一部。
|
|
情节艺术
作为一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化事件为故事，将历史进程整体性地故事化，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历史生动鲜活的原貌，从而以情节之美诱导读者步入佳境。
尽管回忆录是一种文学体裁，但很少有人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回忆录，往往是在充分论证其历史价值以后附带说几句诸如“文笔流畅，感情真挚”之类的泛泛之言。为什么没有人去深入探讨回忆录的文学性呢？首先，叙述事实真实可靠是创作回忆录的基本要求。秉笔直书，不能虚构，联想和想象的空间受到了限制，开拓回忆录文学价值的努力也就随之受到制约；其次，创作回忆录并非文学家的专利，任何人都可以把对自己历史的回顾与思考付诸文字。很多人没有把回忆录当作文学作品来创作，而是纯粹地记录历史，对回忆录文学性的追求仅停留在对文字进行加工润色的层面上，这样的回忆录只有历史研究价值，而没有什么文学研究价值，为个人利益写作的回忆录，历史研究价值也会大打折扣。由于这主观、客观两方面条件的制约，使回忆录的文学价值相对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来说比较贫弱，不易引起文学研究者的注意。然而《与世纪同行》打破回忆录的传统写法，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交相辉映，令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通过对这一璞中美玉的发掘，我们对回忆录创作规律的认识会有质的飞跃。
作为一种叙事散文，回忆录的写法理应不拘一格，但事实上大多数作者都是采取的无技巧笔法，也就是一个接一个地叙述事件直至结束，其间加入自己对历史的感受和思考。这种写法的缺陷是事件与事件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只是按照时间顺序先后出现，使作品结构显得松散，难于形成整体效应；对事件平铺直叙，叙事节奏缺乏变化，静态描述有余而动感不足，再现出的是一幅幅静止的历史画面而非一幕幕环环相扣的历史活剧；以事件为中心，以人纪史，疏离了文学揭示人生问题的宗旨。当然，采用这种无技巧笔法的回忆录也有成功之作，如《彭德怀自述》、巴金的《随想录》，但它们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事实（Fact）的力量，而非事实的艺术（Art of Fact）的魅力。事实的艺术，这正是《与世纪同行》的价值所在。
《与世纪同行》译者郑万兴说，《与世纪同行》“对其形式和可读性来说，像是一部很有趣的历史小说”⑥。这一评语触及了这部回忆录的艺术特点。更确切地说，金日成将小说的根本要素——故事情节引入回忆录创作，讲述历史娓娓动听，通过故事、轶闻揭示人格，传递情感，宣扬理念。
《与世纪同行》中的故事情节不是作为穿插、点缀偶尔用之，而是作为支撑与容纳人物、情感、理念的框架和载体贯穿全篇。整部回忆录就是一个首尾圆合的完整故事，从国家沦亡、民族遭受苦难的缩影家庭痛史起笔，以祖国光复、重踏家门终篇，这其间是意气风发的学生运动，危机四伏的地下斗争，万里风雪的浴血奋战，冲突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全过程展示地十分清晰。这种情节化的创造手法实质是在题材与主题规定的前提下对散碎的真实事件进行整合，使之构成紧凑的整体，从而克服了回忆录创作中容易出现的结构松散、进展迟滞的毛病，而生动丰富的情节则可以强化人物性格、深化主题思想、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金日成不但善于讲故事，而且能够自觉地将情之抒发、理之表达融会其间，借助故事情节塑造人物。蛟河大嫂帮助自己摆脱警察追捕的故事，充分展示了作者对真实事件进行思想开掘和艺术探索的深度。这件往事，金日成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过，当时他是这样讲述的：
可是不觉间有一伙警察盯梢追来，为了甩掉警察，我钻进一条胡同，接着进了一家庭院。我求这家女人说，警察在追我，请你把我藏起来。听我这么一说，她马上把背上的孩子交给我，叫我赶快背着孩子到厨房假装烧火。我坐在地上往灶膛里口添柴烧火，那个女人就在旁边做饭。一伙警察很快跑进这家院子，打开厨房门问这家女人，刚才有人跑到这边来了，你看见了吗？她若无其事地说，没看见，没有人来过我家。警察指着我问，他是谁？她面不改色地说，是我丈夫。警察刚出门又折回来，说要见我，还嚷着让我出来。女人说，男人犯热病，还没退烧，出门不行。就这样，她巧妙地骗过了警察。⑦
金日成在创作回忆录时选取了这一素材，《与世纪同行》这样写道：不知是谁告的密，警察追上来了。我绝望地想，这下可逃不脱了。在这危急的时刻，韩光家的邻居大嫂把我从危险中救了出来。她急切地对我说：“我不知你是谁，看来有危险，快进厨房来吧！”说着她迅速地把自己背上的孩子让我背上，她还说：“由我来对付他们，先生就坐在灶前烧火就是了。”看来，那时我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扮成孩子他爹也看不出破绽来。
我背着孩子，手拿拨火棍坐在灶门前，开始扮演她叫我演的角色。在革命道路上，我曾经闯过无数难关，也碰到过不少令人惊悸的危急关头，可是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警察们拉开门，问那家大嫂：“刚才来的那个青年哪儿去了？”
那位大嫂泰然自若地回答说：“青年？哪来的青年呀？我家谁也没来过。”然后她小声地用中国话说，“家里没有外人，快进屋来，想吃饭就吃点吧。”
我背上的孩子认生，哭个不停。我想哄哄孩子，可是弄不好，又会露出马脚。我左右为难，只是用拨火棍拨弄灶里的柴火。
“跑哪儿去了？是不是看错了？”警察们互相叽咕了一阵，到别家去了。
警察走后，大嫂泰然地笑着说：
“警察走出村子前，请你再当一会儿‘主人’。我丈夫下地干活去了，我这就去叫他快回来。你就放心在这儿等一会儿吧。等他回来，咱们慢慢商量下一步对策。”她给我摆上一桌饭菜，然后就到地里去了。
她刚回来，警察又折回来了。他们喊我出来，说有事要我跑跑腿。这位大嫂不慌不忙地说：“一个病人，怎么去跑腿儿呀？要是你们实在急，那我替他去一趟吧。”于是她替我跑了一趟。
就这样，这位大嫂帮我闯过了危急关头。她虽然是一位纯朴的农村妇女，却很勇敢机智，革命觉悟也相当高。⑧
两相对照可以发现《与世纪同行》中的叙述不是纯客观的叙述，而是对事件与人物作了思想观照和感情濡染，内容有血有肉，细节多姿多彩，生活气息浓郁，内心世界微妙，成功塑造了一个在紧要关头机智勇敢地帮助革命者的农村妇女形象。必须指出的是，回忆录中的情节设计与安排都是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金日成两次讲述蛟河大嫂的故事，所述经过基本一致，只是在个别细节上略有出入。讲述同一件事，取得大不相同的效果，这不是作者进行虚构的结果，而是得益于他对生活的独到发现和独特表现。既真实又生动，这对回忆录这一体裁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将情节艺术引入记实作品，金日成并不是第一人。中国作家胡旷创作的革命回忆录《潘虎》就已开风气之先。七、八十年代美国文坛出现了创造性记实文学（Creative Nonfiction）流派，主张在不改变事实的前提下，将小说、戏剧的创作手法运用到记实文学创作中，将事实整合成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完整故事，通过故事吸引读者，通过故事展现人性。这一流派的实践者多为新闻记者，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Jon Franklin和James B．Stewart是其代表人物。他们提出了“Writing for Story”（为故事而写作）、“Following the Story”（跟着故事走）的文学主张。和这些前人比起来，金日成的创新在于将整部历史情节化、细部化，这是前人所未曾尝试、不敢尝试的。对常人来说，不虚构也可能写出一两个生动的故事，但要使整部历史、整个人生情节化、形象化就力不从心了，这要求作者具备丰富细腻的人生体验和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金日成见人所未见，做人所未做，垂暮之年壮心不已，饱蘸激情，历时数载，创作出《与世纪同行》这部鸿篇巨著回忆录，一部充满活力的历史，令人叹为观止。注释
① 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自序《参与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② 金日成：《与世纪同行》（1-2卷）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续编出版说明》，《与世纪同行》第7卷，朝鲜外文出版社1996年中文版。
④ 金日成：《同总联教育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金日成著作集》第43卷第381页，朝鲜外文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
⑥ 郑万兴：《译者序》，《与世纪同行》（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⑦ 金日成：《怀着民族骄傲和革命自豪感促进社会主义建设》，《金日成著作集》第42卷第71-72页，朝鲜外文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
⑧ 金日成：《与世纪同行》第2卷第4章《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第7节《1930年夏》，《与世纪同行》(1-2卷)第364-3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参考文献
1、崔道怡：《事之所无 理之必有》，《小说选刊》1998年第8期。2、崔道怡：《七彩虹霓七色花》，《小说选刊》1998年第9期。
3、《文学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金正日：《电影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5、李逸涛主编：《当代文学创作潮流》，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