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朝鲜国民会 我的父亲把“志远”这一思想作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家里就不用说，顺和学校、明新学校等他所到的地方，他都用毛笔写出“志远”这两个大字，贴在墙上。
我父亲写的毛笔字，是很有水平的，他的墨迹至今还保存着一些。
当时很重视书法，把著名人物和书法家的字画做成挂轴、匾额或屏风点缀屋子，成了一种风气。因此，我还不懂事的时候，只是把父亲贴的“志远”二字，当成一般的字画看待。这两个字，父亲不作任何裱褙，只是把它贴在醒目的地方。
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我要热爱祖国。他告诫我，要真心热爱祖国，就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
“志远”，就是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的意思。
父亲教自己的儿子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这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不论是做什么事情，如果不抱着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不勤奋努力，是不能成功的。
“志远”的含义，不是以追求个人的立身扬名、荣华富贵为目的的庸俗的人生哲学，而是教育人们在为祖国和民族的斗争中寻求真正的人生价值和幸福的革命的人生观，是激励人们前仆后继坚持斗争，一定要光复祖国的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父亲给我讲了很多为什么要有雄心壮志的道理。把它概括起来说，就像一部我国人民的反日斗争历史。
父亲说：
我们朝鲜，本来是一个国力极强的国家。武功发达，打仗从来没有败过；文化发达，其光辉直照到隔海相望的日本。可是，如此强盛的国家，由于李朝500年的腐朽政治，一朝之间落到了亡国的悲惨境地。
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日本鬼子用刀枪吞并了我们国家。把国权出卖给日寇的逆臣，叫做“乙巳五贼”①。然而朝鲜的灵魂，这些逆臣是出卖不了的。
义兵高举扎枪，呼喊了“灭倭复国”的口号；独立军用火绳枪打死了侵犯国土的敌人。有时，人民起义，高呼万岁，投掷石头，到处打击敌人；人人大声呐喊，向人类的良心和世界的正义发出呼吁。
崔益铉被劫至对马岛，拒不食倭贼的饭，以绝食殉国；李俊在帝国主义列强代表们的面前，切腹自尽，显示朝鲜民族真诚的独立精神；安重根②在哈尔滨车站击毙伊藤博文，高呼独立万岁，表现了朝鲜人的气概。甚至年逾花甲的姜宇奎老人，也向齐藤总督投掷了炸弹；李在明为报亡国之仇，用短剑刺了李完用；闵泳焕、李范晋、洪范植等爱国忠臣以自尽的方式号召人民维护国家的主权。
曾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民族还开展了叫做“国债偿还运动”的令人心酸的运动。所谓国债，指的是日俄战争以后从日本借用的贷款中未偿还的1 300万元的债。为了还清这个债，全国的男子都戒了烟。甚至高宗皇帝③也以戒烟参加了这一运动。妇女们捐出了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和佩带的首饰；姑娘们献出了自己的嫁妆；连富贵人家的婢女、针娘以及糕饼贩子、蔬菜贩子和卖草鞋的，也都为了偿还国债，毫不吝惜地捐出了浸透汗水的零碎钱。尽管这样，我们的国家还是没有保住独立。
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用一定要收复国家这样一个统一的意志去发动全国人民，培养能够击退敌人的力量。只要有坚定的决心，就能培养这种力量；有了这种力量，就能打退任何强大的敌人。
只有唤醒并发动全国老百姓，才能恢复国家主权，而这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到的。正因为这样，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
每当我的父亲，拉着我的手，爬上万景峰或下山回家的时候，常常给我讲这些话。父亲的教导，是贯串着爱国主义思想的。
有一次，父亲对我的祖父和祖母说：
“不能光复祖国，还活着干什么？我就是粉身碎骨，也一定要打败日本鬼子。要是我在战斗中倒下了，就由我的儿子来干；要是儿子不能成功，就由孙子来接着战斗，反正一定要争取国家的独立。”
当我原以为有三四年就能结束的抗日武装斗争，后来竟转入长期战的时候，我回味过父亲的上述教导；解放后，国家被分割成北南两部分，分别走相反道路，我又亲身经历了这一长期的民族分裂的悲剧，不禁又重新回忆起父亲的上述教导，对其深刻的含义敬佩不已。
可以说，父亲讲的话，就是他心中的“志远”的思想和信念，就是光复祖国的思想和志向。
父亲在家境那么贫困的时候，下狠心入崇实中学读书，就是为了实现“志远”这一远大抱负。
从甲午改革④到签署乙巳条约的十多年，是我国乘着内政改革之风，为建立现代的教育制度而努力的时期。在汉城，举起主张新教育的火把，开办了培材学堂、梨花学堂、育英公院等学校，开始讲授西方的新学问。崇实中学，也正是这个时期美国传教士在朝鲜西部地方作为传教的一环建立的学校。
崇实中学招生是面向全国的。大批崇尚新学问的青年来报考这所学校。崇实中学设的历史、代数、几何、物理、卫生学、生理学、体育、音乐等现代科目，吸引了希望克服国家落后状态，愿与世界新潮流同步前进的青年们的心。
我父亲曾说，他也是为了学新学问才入了这个学校的。私塾里教的晦涩难懂的四书五经等旧学问，是与父亲的求学欲是格格不入的。
在崇实中学，涌现了许多后来在独立运动中开展积极活动的著名爱国人士，这是与传教士们的教育目的不相符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议政院第一任副议长并接任过议长的孙贞道，临时政府末期任过国务议员的车利锡，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有才华的爱国诗人尹东柱也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康良煜先生也上过这所学校的专门班。当时，这个专门班叫做崇实专门学校，中学班叫做崇实中学。因为从崇实学校中涌现了许多反日独立运动者，日本人说这所学校是抗日思想的策源地。
“学文化，要为朝鲜而学；学技术，也要为朝鲜而学；信仰上帝，也要信仰朝鲜的上帝。”
父亲用这种思想开导他的同学，团结了一批爱国的青年学生。
在父亲的领导下，崇实中学里成立了读书会和一心亲睦会。这些组织，一面用反日思想教育学生，一面在平壤城内外和邻近地方积极开展群众启蒙活动。1912年12月，还在校内举行了反对学校当局的非人虐待和剥削行为的同盟罢课。
在中学读书期间，一到假期，父亲就到安州、江东、顺安、义州等平安南、北道和黄海道一带的许多地方去，开展群众启蒙工作和争取同志的工作。
可以说，父亲在崇实中学时期的最大收获，就是争取到了许多能够生死与共的同志。
在崇实中学的同学中，有很多与我父亲思想投机，感情深厚，共同忧国忧民的人。他们都是胸襟开阔，学识渊博，才貌出众，遐迩闻名的先进青年。
这些同学中，出身平壤的人可以举出李辅植。读书会、一心亲睦会，李辅植都参加了，后来为组织朝鲜国民会作出了很大贡献，三·一人民起义时，他也起了很大作用。我家住在烽火里的时候，他为了见我的父亲，多次来过明新学校。
平安北道出身的同学中有白世彬（白永茂），是枇岘人，同我父亲交往甚密。我父亲去平安北道的时候，多半都是由他做向导的。他是朝鲜国民会国外通迅员。1960年12月，在南朝鲜成立了“民族自主统一中央协议会”，听说白世彬当时作为这个中央协议会的委员进行了活动。
朴仁宽是崇实中学时期跟我父亲同住一个宿舍的人。我父亲在入学初期也曾住过学生宿舍。1917年春，朴仁宽到黄海道殷栗去做光宣学校的教员，并在那里加入了朝鲜国民会。他奔走在松禾、载宁、海州等地开展活动，结交同志时被捕，在海州监狱蹲了一年牢。他在光宣学校当教员的时候，学生们以《半岛和我们的关系》为题作的文章，现在陈列在殷栗事迹馆里。读了这篇文章，就能看出当时受朝鲜国民会影响的学校学生的思想动向和内心世界的一部分。
在独立运动者中，同我的父亲关系最密切最深厚的是吴东振。我父亲在崇实中学的时候，他就经常到我家来。当时他是安昌浩开设的平壤大成学校的学生。他跟我父亲的关系，是超过了纯粹人情关系的思想政治关系，因此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是真挚而火热的。听说，他最初同我父亲的思想产生共鸣，是1910年春天在庆上沟练兵场（李朝末期兵营前的练兵场）举行的运动会上。
参加这个运动会的有来自平壤、博川、江西、永柔等地的一万多名青年学生。
这天，在运动会结束后举行的演讲大会上，我父亲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应当反对部分学生提出的我国要成为一个文明国就要接受日本文明的主张。他说，要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就应当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他的演讲，引起了听众的注意。当时的听众中，就有后来成为正义府司令的吴东振。后来，吴东振每当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就感慨万分地说：“那一天，金先生的演讲大大地感动了我。”
从1913年起，他以批发商的身份往来于汉城、平壤、新义州等国内主要城市和中国的一些地方。每次来去，都到我家来看我的父亲，就独立运动的未来进行探讨。
最初，我以为吴东振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商人，后来迁到八道沟和抚松去住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独立运动者。
这个时候，吴东振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一提松庵吴东振，没有人不知道。凭他的财产和背景，他完全可以不走艰险的革命道路，也能生活得很好，可他还是直接手持武器，投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吴东振对我父亲非常尊敬，十分友好。他家在义州，来找他的客人络绎不绝。他索性把外屋整个地腾出来做了专供客人住的宿舍。因为客人太多，他特地雇了一个厨娘，专给客人做饭。但是，我父亲一去，他就不让我父亲住外屋，而是请到里屋去住，而且让他的夫人亲自下厨房烧饭做菜。
有一次，吴东振偕同夫人到我们家来，我的祖母把盛饭的有盖铜碗作为纪念品送给了他们。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介绍吴东振，固然是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挚友和同志，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同我的青年时代有极深的关系。我从小就对他有特殊的感情。我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吴东振被日本鬼子逮捕了。过了几年以后，1932年3月初，当我为了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而奔走在间岛一带的时候，吴东振在新义州地方法院受到审判。我过去听到甘地的预审记录文件有2.5万页，大吃一惊，而吴东振的预审记录文件竟有3.5万页，共64卷之多。
审判他的那天，有几千名旁听人拥进了法庭，原定早晨开审的法庭到下午一点多钟才勉强开庭。在法庭上，吴东振拒不接受日本人的任何审理，还跳到审判长的座位上放声高呼“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震撼了整个法庭。
日本审判官惊慌失措，急忙停止公审，然后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胡乱地作出了判决。他们在审理上诉时，判了他终身徒刑。吴东振终于死在狱中，没有看到解放的那一天。
当我们为了组建游击队而艰苦奋斗的时候，报纸上登载了反映吴东振在敌人法庭上凛然大义的气概和斗志的审判纪实，还登载了他被押送到平壤监狱时照的戴着篓子帽（扣在囚犯头上的类似篓子的草帽）的照片。当时我看着他的照片，感慨万分，深情地缅怀他那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
如上所述，我父亲在崇实学校时期亲密相处的人当中，有不少人成长为坚定的革命家，后来都成了朝鲜国民会的骨干。
父亲在崇实学校辍学后，在万景台的顺和学校和江东的明新学校教书，为教育后代作出了努力，同时为了团结同志而倾注了心血。据说，父亲辍学是为了扩大革命活动场地，开展积极的实际斗争。
父亲在1916年的假期去过间岛。他当时与哪条线取得联系是不得而知的。他经过间岛到上海，还同孙文的国民革命派接上了头。
父亲对孙文评价很高，说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据父亲说，在中国，男人剪掉发辫，每星期休息一天的制度得以实施，都是资产阶级改革派付出努力的结果。
父亲特别赞扬孙文作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纲领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以及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还说，孙文是度量宏大，意志刚毅，且有先见之明的革命家。可是，父亲说，孙文在建立中华民国后，以建立共和制和清朝皇帝退位为条件，把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是失策。
我小时候，还多次听到父亲谈论朝鲜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父亲对金玉均领导的甲申政变以“三日天下”告终，深表惋惜。他曾说，开化党提出的革新政纲中，关于人权平等、废除门阀、录用人才、暗示废除对清朝的从属关系的独立思想等，都是进步的。我听了父亲的评价后，认为金玉均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甚至想，如果他的改革运动没有失败，也许朝鲜的近代史会是另一个样子。
后来，我们找出金玉均的改革运动及其政纲的局限性，并以主体的观点做了分析。
教过我们朝鲜历史的老师们，大体上都把金玉均定为亲日派。解放后，我国学术界也曾长期给金玉均贴上了亲日派的标签。他在准备政变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这成为认定他亲日的根据。我认为这种评价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对历史学者们说，金玉均在改革运动中，没有注重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因为他依靠了日本的力量，就把他评为亲日派，那就会陷于虚无主义。他利用日本力量的目的并不在于搞亲日的改革，而是基于对当时力量对比关系的精细考虑，要使之有利于开化党一边。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策略。
父亲曾说，金玉均的政变落得“三日天下”的命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派不相信老百姓的力量，而只依靠了宫廷内部势力，应该从他们的失改中吸取教训。我猜想，父亲当时到间岛和上海去的目的，是要直接去了解国外独立运动的实况，争取新的同志，以便建立日后的斗争方略。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问题还不大成熟，还没有形成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的方式和方法。
父亲到间岛和上海去的时候，中国革命由于军阀内战，帝国主义列强干涉，经历着一进一退的严重挫折。中国革命的主要障碍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外来势力。然而，亡命海外的许多独立运动者却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只是探讨应该借助于哪个大国，以空谈消磨时间。
间岛的形势，使我父亲更坚定了要靠朝鲜人的力量争取朝鲜独立的信念。父亲从间岛回来后，为了教育群众和团结同志，废寝忘食地工作。
这时，我们离开万景台，搬到烽火里住。父亲和在万景台时一样，白天在明新学校教书，晚上，到夜校去进行群众启蒙工作，每天很晚才回家。
有一次，我在一个学艺会上，按着父亲写的讲稿做了反日演说。
当时，父亲创作了很多革命诗歌，教给学生。
有很多独立运动者到烽火里来找父亲。父亲也常为找同志到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以及黄海道一带去。在这过程中，培养了骨干，并打下了群众基础。
1917年3月23日，在平壤学堂谷李辅植家里，父亲同张日焕、裴敏洙、白世彬等爱国的独立运动者一道，成立了朝鲜国民会。加入朝鲜国民会的青年战士们，割破手指写下了血书“朝鲜独立”、“誓死”。
朝鲜国民会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目的是，全体朝鲜民族团结一致，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争取国家独立，建立真正的文明国。它是在三·一人民起义前后，朝鲜的爱国者在国内外组建的许多组织中规模最大的反日地下革命组织。
1917年，国内还很少出现秘密组织。韩日合并后组织起来的独立义军部、大韩光复团、朝鲜国权恢复团等各团体，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到了这个时期全被解散了。当时，一旦查出谁在搞地下活动，一概逮捕论罪，所以一般人根本不敢参加那种活动。就是有志之士，在国内也一筹莫展，只能到国外去组织各种反日团体。连这种勇气也没有的人，就在朝鲜境内，在总督府的许可下，搞一些不触犯他们的消极活动。
就在这样的时候，朝鲜国民会诞生了。朝鲜国民会是具有彻底的反帝、自主立场的革命组织。它的宗旨中阐明：欧美势力将在东洋扩展起来，日本必将同他们争夺霸权，待到那个时候，朝鲜人要用自己的力量达到朝鲜独立的目的，为此要谋求团结同志，并作好准备。从它的宗旨中可以看出，朝鲜国民会与寄希望于外来势力的人不同，是站在朝鲜独立必须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来争取的自主立场上的。
朝鲜国民会订出远大计划，要派同志们到间岛，把那里变成独立运动的策源地。
朝鲜国民会的组织很严密。朝鲜国民会吸收成员要经过锻炼和考验，并进行严格选拔，建立纵向组织体系。委员之间使用暗号，秘密文件也都用暗号编写。朝鲜国民会决定每年在崇实中学开学那天召开会员的定期会议。朝鲜国民会后来组织了学校契、碑石契、乡土契等合法的外围组织，以此作为掩护。朝鲜国民会下设区域长。为了同国外人士取得联系，还在北京和丹东分别派了通迅员。
朝鲜国民会是建立在牢固的群众基础之上的组织。朝鲜国民会吸收工人、农民、教员、学生、军人（独立军）、商人、宗教徒、手工业者等各阶层的群众入会，它的组织，国内自不用说，还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北京、上海、吉林、抚松、临江、长白、柳河、宽甸、丹东、桦甸、兴京等地。
在成立和扩大朝鲜国民会的过程中，我父亲结识了很多同志，如张哲镐、康济河、姜镇乾、金时雨等。父亲为了寻找和联系他们所倾注的心血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为了争取一个同志，他常常不辞辛苦，跋涉千里。
有一次，吴东振在去黄海道的途中，突然来到我们家，和父亲会面。那天，吴东振显得容光焕发，格外开朗。他高兴地说，他碰上了一个出色的人。他说：
“这人名叫孔荣，是碧潼人，年纪还很轻。见识高，九尺高的大汉，又是个美男子。人很稳重，还会拳术，若在过去，无疑是兵曹判书之材哩。”
父亲一听，也高兴地说：“自古说，伯乐之功高于千里马，这么说，吴先生的这次碧潼之行给运动立下了一大功绩喽。”
吴东振走后，父亲叫大叔编几双草鞋，第二天，我父亲穿上新草鞋就上路了。差不多过了一个月，父亲才回来。不知他走了多少路，连鞋帮绳都断成一截一截的了，可是父亲一点也没有显出疲惫的样子，而是满面笑容地走进了院子。
父亲见过孔荣回来，非常满意。
我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热爱和珍视同志的重要道理。
朝鲜国民会的成立，可以说是自“韩日合并”后，父亲多年来在国内外积极开展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活动的总结。无疑，父亲是打算通过这个组织打开一个大局面的。
不料，这个组织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1917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发现了有关朝鲜国民会的线索。
刮大风的一天，三个警察突然闯进正在上课的明新学校教室，不问青红皂白地逮捕了我的父亲。
跟着我父亲到麦田渡口的一位姓许的人在渡口，受父亲的嘱托，跑来找我母亲。
母亲按照父亲的嘱托，上屋顶取出秘密文件，扔进灶坑烧掉了。
从父亲被捕的第二天起，烽火里的基督教徒们就聚在明新学校，为我父亲的释放做了早祷。平镶和江东的人民群众拥到平壤警察署，提出请愿书要求释放我父亲。
住在万景台的祖父，听说要审判我父亲，便叫大叔到平壤警察署去问我父亲，要不要请律师。叔叔对父亲说，就是变卖一些家产，也要在审判时请律师来辩护。父亲一听这话，马上就不让他说下去了。父亲说：
“律师用嘴说话，我也用嘴说话，不必花钱去请律师。我根本没有罪，没有必要辩护！”
日本帝国主义在平壤地方法院对我父亲进行了三次审判。每次审判，父亲都坚决表示抗议，说，朝鲜人爱自己的祖国，为此做了点事，要论什么罪？我不能承认当局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审理。
于是，审判拖延下去。在第三审时，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判刑。
父亲被逮捕后，亨禄叔叔和二舅（康用锡）一起到烽火里来，要把我们接回万景台。可是，母亲对他们说，要在烽火里过冬。其实，母亲那时决定不搬回万景台，是为了同那些找我家来的朝鲜国民会会员和反日运动者接上头，并处理一些善后工作。母亲把善后工作作完后，第二年春天，才领着我们回万景台。那时，我祖父和外祖父一道，拉着牛车到烽火里来搬走了家档。
那年的春天和夏天，我过得很不愉快。我问母亲，过多少天爸爸才能回来。而母亲总是用“很快就会回来的”这句话来搪塞过去。有一天，母亲领着我到万景峰的秋千场去。她抱着我坐在秋千上，对我说：
“曾孙（金日成主席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称金日成主席为“曾孙”，故母亲也称他为曾孙），那前边大同江的冰都化了，树上长出了绿叶，可你爸爸还不回来。爸爸是为光复自己的国家斗争的，那能算什么罪呢？你要快快长大，替爸爸报仇。……你长大了一定要成为光复祖国的英雄。”
我回答说，一定要做到。
后来，母亲好几次瞒着我去探监。可是，她从不提起监狱里的事。
有一次，母亲说要到八谷会弹棉花，带着我进城去。母亲顺便到七谷外祖父家，托他们给弹棉花，然后径直到平壤监狱去了。那时，外祖母一再叫母亲一个人去探监，把我留下。外祖母说，怎么能带着还不懂事的孩子去探监？小孩子看到铁栅栏里的爸爸，还不吓坏啦。她坚决反对带我去。那时我才六岁。
我走过普通江上的木板桥，一眼就认出了监狱。虽然没有人告诉我监狱是什么样的，但从不同一般的建筑样式和它周围阴森的气氛中，我自己认定那就是监狱。监狱的建筑看着都能叫人吓掉魂，实在阴森可怕。铁门、围墙、望楼、铁栅栏不必说，连门岗穿的黑衣服和他的眼神，都像凶神恶煞似的，杀气腾腾。
我们走进去的探监室，连一丝阳光都照不进，很昏暗。屋里的空气浑浊，令人发闷。
在那样的环境里，父亲却和平时一样微笑着。他一见我，非常高兴地对母亲说，带孩子来，这很好。父亲穿着囚衣，而且消瘦得几乎认不出来了。他脸上、脖子上、手脚上都有伤痕，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他倒为家里的人担心。父亲是那么气宇轩昂，以致看上去虽然叫人心痛，但又觉得值得骄傲和自豪。
“这些日子你长高了。回家要好好听大人的话，要好好用功！”
父亲对看守连理都不理，只是朝我从容地说着话。声音也和往常一样，一点也不差。我一听这声音，眼泪涌了上来。我大声回答说：“是，爸爸，你也快点回家来吧。”父亲满意地点点头。然后，他对母亲说，如有卖毛笔的或卖篦梳的到家来，要好好帮他们。他这是指革命同志说的。
那天，父亲那坚贞不屈的姿态给我留下了平生难忘的印象。
那天，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就是在探监室见到了李宽麟。当时，她是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技艺科学生，同时作为朝鲜国民会会员进行活动。真是万幸，警察的黑手还没有伸到她那里。
李宽麟带着一个同学（朝鲜国民会会员）一起来看我父亲。在封建观念还很浓的时代，一个女子到监狱来，而且是来探望一个思想犯，的确是不易的事。在那个世道，这事若传出去，连出嫁都困难。在那种时候，一位打扮时髦的新女性来见思想犯,连看守都大吃一惊，以致对她特别小心。李宽麟却十分开朗地安慰了我父亲和母亲。
那时，我到监狱去看父亲，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母亲把我带到监狱去的深刻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父亲身上的创伤，使我切身地感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恶魔的毒狠。我从父亲身上的创伤上，直接地、实际地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形象，这远远胜过世界许多政治家、历史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和评价所能给予我的形象。
在那以前，我还没有亲身受过多少日本军警的害。我只是曾经看到，为调查户口、检查卫生来到万景台的日本警察，硬找碴儿寻衅闹事，用鞭子捅破、撕掉门上的纸，把门扇扔到锅上，把锅磕破砸坏的情形，还没有看到过他们把无辜的人，打得那么伤痕累累。
我在那时看到的父亲身上的累累伤痕，在我进行抗日革命斗争的整个期间，几乎没有一刻离开过我的脑海。那次探监时所受的冲击，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心里。
1918年秋，父亲刑满出狱。大叔和祖父抬着担架到监狱去接他，邻居们都聚集在从松山里到万景台的路口等他。
父亲遭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连走路都很困难。他很吃力地走出了狱门。
祖父见此情景，对敌人深恶痛绝。他叫父亲躺到担架上。可是父亲对他说：“我要自己走着回去。我还没断气，怎么能在敌人眼前，叫人抬回去呢？我要让敌人看着我自己走回去。”说着，他毅然迈开了脚步。
回到家后，父亲把叔叔们叫到跟前，说了这样的话：
“我在坐牢时下了决心，就是水也要多喝一口，一定要活着出去，斗争到底。这世上最坏的就是日本鬼子，怎能饶了他们呢？亨禄，亨权，你们也要跟日本鬼子斗。就是豁出命去，也要讨还血债。”
我听着父亲的话，决心将来跟着父亲去同日本帝国主义拼个死活。
父亲一面躺着养伤，一面读书。
父亲的姑父金承铉会治眼病，有一段时期，父亲在他家补养身体，同时继续攻读他在牢里开始学的医学。他回来时，带来了很多好医学书籍。父亲早在崇实中学念书时，就在他姑父家学过医术，也读了许多医书。
父亲可能是在坐牢时就决心改换表面上的职业，弃教从医的。
父亲还没等完全康复就到平安北道一带去了。他决心恢复被破坏的朝鲜国民会组织。祖父鼓励父亲说，一旦下了决心，就不要屈服，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付诸实现。
父亲在离开家乡时留下了一首诗，《南山青松》。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一代接一代地坚持不屈的斗争，一定要给三千里锦绣江山带来独立的新春。这是父亲的坚定信念。 注释：
① 乙巳五贼：1905年11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侵略性的“韩日协约”（“乙巳条约”）时，向日本屈服的五个卖国大臣，即学部大臣李完用、内部大臣李址镕、军部大臣李根泽、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外部大臣朴齐纯。
② 安重根（1879～1910）：黄海道海州人。独立运动者。从17岁起研究军事学。作为西北学会会员从事过教育活动。1907年底，到俄国滨海省去作为反日义兵队指挥员进行活动。1909年6月，率领300多名义兵攻打咸镜北道庆兴（现在的恩德）的日本守备队。1909年10月，在哈尔滨站击毙以“北满视察团”的名义到满洲的侵略朝鲜的元凶伊藤博文。 ③ 高宗皇帝（1864～1907年在位）：李氏朝鲜的第26代皇帝。
④ 甲午改革：1894年成立的内阁实行的资产阶级革命，亦称甲午更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