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万岁”的回音

    寒冷的冬天，父亲离开了家。

    我焦躁不安地盼着春天的到来。对我们缺吃少穿的穷人来说，寒冷也是一个大敌。

    天气刚开始转暖，祖母就念叨着曾孙的生日，我的生日正值于春暖花开的季节，去北方的父亲可以少受点寒冷了。祖母发愁的是，在春荒季节，家家没粮，怎样给我过生日才让我高兴。

    在我们家里，一到我的生日，尽管是断粮季节，也想办法给我的饭桌上摆一碗大米饭和虾酱加鸡蛋炒的菜。连粥都喝不饱的我们家，能给我一个鸡蛋吃，就算是非常不错的佳肴了。

    然而，这一年的春天，我没有期待过什么生日。父亲被捕一事使我受了刺激，现在我又一直挂念着远方的父亲。

    父亲离家不久，爆发了三·一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十年来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武断统治”下，受尽欺凌与残酷虐待的朝鲜民族多年怒火的爆发。

    合并后的十年，是中世纪式的恐怖政治把朝鲜变成一个大监狱的十年；是我们的民族在倭寇的刀光剑影中被剥夺了言论、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被剥夺了一切社会权利和财富，呻吟在巨大痛苦中的苦难深重的时代，是暗无天日的时代和饥饿的时代。

    我们的民族对于这种黑暗与掠夺，忍无可忍。他们开展秘密结社运动、独立军运动和爱国文化启蒙运动，不断地积蓄力量，终于奋然站起来举行了起义。

    由天道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界人士和爱国师生主导，周密地计划，并推进了三·一人民起义。通过甲申政变、卫正斥邪运动、甲午农民战争、爱国文化启蒙运动和义兵斗争，我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连绵不断地继承和升华起来，终于大声呐喊着自主独立的口号，爆发了火山一样的起义。

    1919年3月1日，在平壤，起义以正午12时的钟声为信号，数千名青年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将台岗上的崇德女校运动场上，朗读了《独立宣言书》，庄严地宣布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然后高呼着“朝鲜独立万岁！”“日本人和日本军队滚出去！”的口号，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示威队伍一开进大街，就有几万名群众汇合进来。

    万景台和七谷的人民群众，也排成队伍拥向了平壤。我们一家人，天刚亮就吃了早饭，都参加了高呼独立万岁口号的示威。刚开始时只有几百人的队伍，一路上增加到好几千人。群众一面敲锣打鼓，一面高喊着“朝鲜独立万岁！”朝普通门方向前进。

    当时只有七周岁的我，也穿着破草鞋，夹在示威队伍里，喊着口号走到了普通门。我跟不上怒涛一般拥向城里的队伍，尤其是破草鞋趿趿拉拉的很碍走路，于是干脆把鞋子脱下提在手里，跑步跟上了队伍。大人们喊独立万岁，我也跟着喊。

    敌人出动骑警队和军队，到处镇压群众，用刀砍，用枪打。好多人牺牲了。

    尽管这样，群众依然不畏强暴，坚决抵抗，与敌人拼杀。在普通门前，也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

    这一天，是我头一次看到人杀人的一天，是头一次目睹到我们民族流血的一天。我幼小的心里燃起了愤怒的烈火。

    日落天黑以后，村里的人们都举着火炬，爬上万景峰，再次吹响了号角，敲响了锣鼓，喊出了“独立万岁！”

    斗争持续了好几天。我也一直同亨福姑母一道，跟着母亲登上万景峰喊“万岁”，很晚才下山。母亲每次都给群众送水和作火炬用的麻秆，忙得不可开交。

    在汉城，也有几十万群众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连前来加入高宗皇帝葬礼的地方农民也参加了游行队伍。

    总督长谷川为了镇压群众的示威，甚至出动了驻龙山的第20师团的兵力。他们用刀砍杀，用枪射杀，野蛮地屠杀示威群众。汉城市街霎时间变成了一片血泊。

    但是，示威群众仍然向前进，前一排倒下了，第二排上去；第二排倒下了，下一排再上去。前仆后继，开展了英勇的斗争。

    地方人民也都没有为敌人野蛮的武力镇压所屈服，同敌人进行了浴血的英勇斗争。

    一个年轻的女学生，拿着国旗的右臂被砍断了，就用左手举起了国旗，左臂又被砍断，再也不能举旗了，但她仍然没有停止前进，继续高呼着“朝鲜独立万岁！”口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日本军警见此情景，都吓破了胆。

    以汉城和平壤的示威为开端的起义，到3月中旬席卷了全国13个道，又波及到满洲、上海、滨海省、夏威夷等海外的朝鲜同胞，发展成了全民族的抗争。那时候，凡是有民族尊严的朝鲜人，不问职业和信仰的差别，不分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这次起义。被封建礼教所束缚，连家门都不敢随便出去的普通家庭妇女，甚至最卑贱最受蔑视和欺凌的妓女，也都结成队伍参加了示威。

    起义后一两个月来，独立万岁的呼声仍震撼全国。以至春去夏来，气势才开始慢慢低落下来。

    许多人原以为，喊几个月万岁，继续扩大声势，敌人就会改变想法，撤出朝鲜去。但是错了。日本帝国主义是绝不会为这一点反抗而乖乖放弃朝鲜的。

    为了鲸吞朝鲜，日本光是大的战争就打了三次。

    早在400年前，丰臣秀吉的部下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就率领几十万大军侵入我国，燃起了战火。历史上称为“壬辰倭乱”。

    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统治阶级经过“明治维新”，走上改革的道路之后，最先提出的是“征韩论”。所谓“征韩论，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为日本的繁荣和天皇国家的威力，用武力征服朝鲜的侵略主张。由于日本政界和军界内部的意见不一致，“征韩论”在当时未能付诸实行。但“征韩论”者们举行叛乱，进行了半年以上的国内战争。

    据说，那时这样反对天皇政府，发动了大规模叛乱的“征韩论”者的头目西乡隆盛的铜像，居然至今还矗立在日本。

    为了吞并朝鲜，日本既同中国打仗，也同俄国打过仗。美国和英国给日本作后盾。

    日本军阀有多么狠毒，可从下例事实略知一斑。

    俄日战争时指挥旅顺战斗的是乃木。他攻占203高地时，是从山下到山顶堆起尸体当作阶梯攻上去的。据说，旅顺的白玉山祠堂里埋有2.5万多具尸体，而这只是当时死者的一部分。

    日本付出莫大的牺性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他们既未能吃掉西伯利亚，也未能吞掉满洲。当乃木回国的时候，那些上了他的当，冤枉地变成了寡妇和孤儿的日本人，窝着一肚子火，拥到码头，想对乃木报复泄愤。

    可是，他们看到走下船来的乃木，胸前吊着三个骨灰盒，便缄默不语了。原来，乃木自己也在这场战争中失掉了他所有的三个儿子。

    不知道这个故事有多少是属实的，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乖乖地放弃朝鲜的。

    然而领导了三·一起义的上层人物忘却了这一历史教训。他们一开始就不顾我国人民高昂的斗争气势，把运动的性质规定为非暴力的运动，仅拟出《独立宣言书》，向国内外阐明朝鲜民族争取独立的意志，就算完事了。他们并不希望运动进一步扩大，转化为由民众主导的群众性斗争。

    民族运动的部分领导人，甚至想用“请愿”的方法实现朝鲜的独立。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论”一问世，他们就抱着美国等协约国代表也许会在巴黎和会上作出朝鲜独立的决议这样一种荒诞的幻想，开展了不体面的请愿运动。金奎植等几个人，还带着《独立请愿书》，走访列强代表的住处，向他们呼吁过，哀求过。

    但是，协约国的代表们都在处心积虑地想着怎样分赃才能分得更多一些，根本不把朝鲜问题放在眼里。

    本来，民族主义运动的上层人物把希望寄托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论”上，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民族自决论”是美帝国主义为了扼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力，由自己支配全世界而抛出的伪善的口号。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民族自决”这一骗人的口号，从内部瓦解多民族国家苏联，并且使弱小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无法团结，以挑拨离间牺牲战败国，占领其领土。

    早在20世纪初，就通过“桂太郎—塔夫脱协定”，“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是万万不会支持朝鲜独立的。历史从未记载过大国同情小国，大国赐予弱小国家人民以自由和独立的先例。一个民族的主权，只有依靠本民族自己的有主体的努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争取并保持住。这是一代接一代，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被历史验证了的真理。

    在俄日战争时期和朴次茅斯和会时期，高宗皇帝曾派密使赴美，揭露日本的侵略战争，并请求协助维持朝鲜独立。但是，美国为使日本在俄日战争中取胜而不惜给予日本以各种支援。在讨论处理战后问题的朴次茅斯和会上，为了使会谈结果有利于日本，美国又千方百计地协助了日本。罗斯福总统借口高宗皇帝的密书不是正式公文，未予理睬。

    高宗再次派密使出席海牙万国和会，想宣布《乙巳条约》是非法的，呼吁世界有良心的人和讲人道的人主持公道，以保住朝鲜的主权。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顽固的阻挠活动和各国代表的冷遇，皇帝致会议的信件没有发挥效力，密使呼吁给列强的义愤填膺的陈词和百般努力，都受到了挫折。高宗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对派遣密使一事承担了责任，只好把皇位让给了纯宗。

    海牙密使事件，有力地敲响了震撼封建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事大主义思想的警钟。染红了万国和会会场的李俊的鲜血，是对后代的严重的警告。它清楚地告诉人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强大国家也不会恩赐朝鲜以独立，依赖别人绝不能获得独立。

    民族主义运动的上层集团不吸取这一教训，把希望又寄托于美国和“民族自决论”，是因为他们的头脑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崇美事大主义思想。过去，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阶级，每当国家面临危机时，都仰望大国，妄图借大国的力量挽救国家的厄运。这种恶习，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民族主义上层集团的身上。

    三·一人民起义证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再也不能成为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了。

    主导三·一人民起义的那些领导人的阶级局限性，表现在他们还没有达到彻底推翻日本的殖民统治的水平上。他们搞运动的目的，是在承认日本的统治的条件下，取得保证本阶级利益的若干让步。这就是使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堕落成为改良主义者，甚至于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大肆主张“自治”的思想基础。

    那个时候，我国还没有足以粉碎改良主义的先进思想，还没有把先进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进行斗争的产业无产阶级大军。年轻的我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自己的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为新的时代思想，并且在其旗帜下团结广大劳苦大众的政党。

    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统治下的我国人民大众，要想找到正确的斗争道路，具有真正维护自己利益的先锋队，还需要走遥远漫长、艰难险阻的路程。

    通过三·一人民起义，我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坚强的领导力量，任何运动都无法取得胜利。

    尽管千百万群众抱着光复祖国的共同意志投入了抗争，但是因为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他们的斗争未能克服分散性和自发性，未能根据统一的纲领和战斗计划开展起来。

    三·一人民起义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条深刻的教训：人民群众要想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正确的战略与策略，有组织地开展斗争，必须彻底清除事大主义，建设自己的坚强的革命力量。

    通过三·一人民起义，我国人民向全世界证实了朝鲜人民是不甘做奴隶的自主精神很强的人民，证实了朝鲜人民是为了光复祖国不怕任何牺牲的，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火热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民。

    在这次起义中，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为了安抚朝鲜人民的反日情绪，从三·一人民起义以后，不得不在形式上把“武断统治”改变成“文化统治”。

    以三·一人民起义为转折点，我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宣告结束，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步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震撼了笼罩着悲惨命运的祖国江山，响遍世界各地的独立万岁的喊声，在我的耳边回响了整整一个夏天。独立万岁的喊声，使我比年龄更早地懂事了。在示威群众同武装警察激烈搏斗，血肉横飞的普通门前大街上，我的世界观飞跃到了新的高度。夹在大人们中间，踮着脚后跟，喊着独立万岁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我的幼年时期已经结束了。

    三·一人民起义，是使我站到了人民的队伍里，在我的视网膜上印下了我们民族真实形象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那高呼独立万岁的喊声，像轰轰的雷声一样，在我的心中久久回荡。每当倾耳静听其回音的时候，我就为我国人民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当年夏天，我们收到了父亲的来信。父亲还把叫“金不换”的中国墨和毛笔，跟信一道寄给了我。那是为了让我好好练习书法特意送来的礼物。

    我把“金不换”在砚台上研得浓浓的，然后拿起毛笔饱蘸了墨，在一张高丽纸上写下了“阿伯基”（父亲）三个朝文大字。

    夜里，我们全家人借着油灯的光亮，轮流读父亲的来信。亨禄大叔连续读了三遍。我的大叔，虽有点风风火火的性格，但是看信的时候，却像老年人一样沉着仔细。

    母亲把信匆匆地浏鉴了一遍，就交给了我，让我大声地念给祖父和祖母听。当时我还在学龄前，但因为父亲在家时教我学会了朝文字母，所以我已经会看书了。

    我以清脆的声音流畅地念了信，祖母停下纺线活，问道：“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她没等我回答，又喃喃自语道：

    “不知是去了俄罗斯还是满洲？……这回在外头的日子够长了！”

    我想到母亲只把信匆匆地浏鉴了一遍，心中有些不忍，便在临睡前凭记忆小声地又给母亲背诵了一遍。我的母亲，在我的祖父和祖母面前看父亲的来信，从来没有长时间地细读过。可是，她把信珍藏在上袄前襟的里子里，等下地干活休息时，再悄悄地拿出来细读。

    我把信的内容大概地说了一遍，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道：“好啦，快睡吧。”

    到了这年初秋，父亲才回到家来，准备带我们一起去。这是分别一年后的团聚。

    这一年来，父亲在义州、昌城、碧潼、楚山、中江等平安北道一带和满洲地方，为恢复朝鲜国民会组织，争取同志，团结广大群众，开展了积极的活动。

    父亲主持召开的清水洞会议（1918年11月），也是在这个时期。朝鲜国民会平安北道组织的代表和各地的联络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提出了迅速恢复被破坏的国民会组织，把广大的无产阶级紧密地团结到组织里来的活动方针。

    父亲回到家来，对满洲的情况，尤其是对俄国的情况，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胜利，讲得特别多。当他讲到俄国建立了以工人和农民为主的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时候，掩饰不住羡慕的心情。讲到新生俄国受到白匪集团和14国武装干涉者的进攻，正经受着严重考验的时候，他显出了十分焦灼的神情。

    因为父亲讲的都有生动的细节和事实，我不禁猜想他这一程可能去过苏联远东滨海省。

    苏联的滨海省同满洲一样，是一个朝鲜独立运动的基地和重要的集结地。在三·一起义时，侨居苏联远东地区的朝鲜人有几十万。这个地方有许多流亡到那里的朝鲜爱国志士和独立运动者。李俊一行也正是经过这个地方前往海牙的。柳麟锡和李相雪也在这里（符拉迪沃斯托克）组织了13道义兵联合司令部。以李东辉为首的韩人社会党作为朝鲜最初出现的社会主义小组，开始普及马列主义的也是在这个地方。以大韩国民议会为名的露领临时政府宣告成立的也是这个地方。洪范图①和安重根也曾以这个地区为据点开展军事活动。

    在这个地区，流亡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和爱国人民，到处组织自治团体和反日抗争团体，积极开展恢复国家主权的活动。以滨海省为基地的独立军部队，出入于庆源、庆兴等咸镜北道一带，袭击日本军警，给敌人的统治和边防造成了严重的混乱。有一个时期，从满洲地区转移到这里来的独立军，编成大部队，同苏联红军一道，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战斗。

    当帝国主义联合势力和追随他们的国内敌人从四面八方穷凶极恶地进行围攻，妄图扼杀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数以千计的朝鲜青年，或在游击队里，或在红军队伍里，手持武器，为保卫全人类当作理想所憧憬的社会主义制度，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为悼念国内战争的英雄而建立在远东地区的纪念碑上，都有刻得很大的朝鲜人的名字。

    把苏联的远东地区作为活动舞台积极开展独立运动的洪范图、李东辉、吕运亨，为取得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还会见过列宁。

    朝鲜独立运动者在滨海省地区的活动，虽然由于外部势力的插手和派系之间的对立而导致了黑河事件那样令人痛心的惨剧，但可以说它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我猜想父亲可能为争取同志去过滨海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父亲给我们家里的人讲了北部边境地方人民的示威斗争情况，家里的人也给他讲了三·一人民起义时古平面群众的英勇斗争。

    这一天父亲讲的话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段话：

    “强盗闯进屋里来拔刀要砍人的时候，你哭喊着求他饶命，他也不会让你活命的。 如果屋外的人也是强盗，那么他也不会听到呼救声就跑进来帮你的。要保住自己的命，就要靠自己的力量跟强盗拼。对带刀的强盗，要用刀拼，才能取胜。”

    父亲已经对独立运动有了新的看法和决心。后来我了解到，在三·一起义时及其前后时期，父亲把活动的据点定在北部边境一带和南满地区，一面密切地注意观察国内外发生的事件，一面坚持不懈地探索民族解放运动的前进道路。对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过程，也予以密切的注意。

    正如三·一起义的教训所证明的，只凭举行示威，高喊万岁，是不能赶走侵略者的，但也不能只靠独立军作战来光复祖国。日本鬼子把全国变成了大监狱，到处都是敌人的刀光剑影。因此，必须在全国各地用全民族的力量同侵略者进行斗争。要想这样，我们也应当像俄国一样进行民众革命。应当让民众站起来，拿起刀枪，同敌人战斗，光复祖国，建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

    这就是父亲苦心探索所得出的结论，也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

    当独立运动只留下无数的血迹，跳不出停滞状态的时候，我的父亲认识到靠那种方法是不能成功的，便提出了民众革命的主张。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的父亲开始对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后来以三·一起义为转折点，整理了自己的思想，下定决心，要改变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使之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

    1919年7月，父亲在清水洞会议上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同年8月，他在中国宽甸县红通沟召开的朝鲜国民会各地区负责人、联络员和独立运动团体负责人的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改变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提出了要与时代的变化同步，用我们民族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维护无产阶级权益的新社会的任务。

    我的父亲提出要改变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这是他在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中建树的又一项功绩。

    父亲常常这样朴实地表达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那就是要建设一个让穷人有饭吃，有衣穿的新社会。他通过实践活动用先进思想唤醒了工人、农民以广大劳动群众，组织并扩大各种群众团体，把群众组织成统一的革命力量。

    父亲的又一个业绩，是新的武装活动的准备和为团结各种武装队伍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

    他抱着不是依靠“请愿”或“外交”，而是开展武装活动才能光复祖国的坚定信念，促进了准备新的武装活动的工作。

    选拔无产阶级出身的爱国青年，把他们培养成为军事干部，改造现有武装团体指挥员和下层士兵的思想，把他们的队伍改造成为能够担负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农武装力量。这就是父亲的构想。

    父亲提出了这一方针之后，把朝鲜国民会会员派到独立军各部队，从各方面领导了在这些武装队伍中传播先进思想、置备武器、培养军事干部、加强部队战斗力的工作。

    另一方面，为实现武装队伍之间的团结，进行了很多工作。当时，父亲感到最苦恼的是独立运动队伍的团结问题。

    当时，间岛和滨海省地区有许多独立军部队和独立运动团体。那是一夜之间出现一个团体的时代，什么韩族会、大韩独立团、太极团、军备团等等。这种独立运动团体，仅南满地区就有20多个。这些团体，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很好地合作，肯定会发挥很大的力量。然而那些专搞派系斗争的分子，一开始就嫉恨并排斥其他的团体，进行争夺权力的勾当。

    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独立运动队伍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不是遭到人民的唾弃，就是被敌人各个击破，已决定的改变运动方向的大业，也就无法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听到大韩独立青年团和广济青年团之间的争执越来越严重，就赶到宽甸去，花了好几天的工夫说服了两个团体的领导人，实现了他们的合并。由于父亲的努力，兴业团和军备团等鸭绿江沿岸一带的武装团体，也合并成为国民团。

    用工农出身的人改造原有武装部队的力量，使之重新开始，朝着为共产主义运动开展武装活动的道路前进，并把各个不同系统的武装部队统一起来，克服武装活动的分散性，可以说这是我父亲在准备新的武装活动时萦怀心间的志向。

    父亲为实现改变运动方向的方针，费尽了心机，直到生命的晚期。在这过程中，他得了不治之症。

    自从宽甸会议宣布了关于改变运动方向，由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以后，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分化过程加快了。

    当我父亲卧床不起的时候，在那些具有共同思想意志的人当中，有的被捕，有的叛变，有的走散，能够为共产主义运动全力以赴的人所剩无几了。

    民族主义者中，保守的人仍然把自己束缚在顽固守旧的圈子里，拒不接受新生事物。但是，不少进步人士选择了新的道路，后来同我们携手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

    父亲的关于必须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成了促使我成长的特殊滋养品。

注释：

①  洪范图（1868～1943）：反日义兵将、独立军指挥员。1907年组织猎人建立了反日义兵队，以咸镜南道一带为中心，多次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激战。1917年在北满组织朝鲜独立军，任总司令，奇袭甲山、惠山、江界、满浦、慈城等地的日本侵略军，后来在黑龙江一带组织独立军团，作为指挥员进行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