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 |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的日子里 | | 孙贞道牧师 | | | 在满洲的形势极为险恶的进修，我获释出狱了。
像反日读书会事件轰动全市的1929年秋天那样，当时的吉林市空气紧张，仿佛处在戒严状态之中。岔路口和官厅周围都有督军署的宪兵盘查行人。还有持枪的军警在到处搜查住宅。
这正是由于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整个满洲经历着阵痛的时期，呈现着杀气腾腾的气氛。那时，满洲地方正在进行着五·三0暴动。
我国历史学家们把这一斗争称为五·三0暴动，而中国人则称为“红5月斗争”。我们之所以将这一斗争称为五·三0暴动，是因为这一斗争是在上海五卅惨案五周年的时候发生的，而且斗争在5月30日达到了顶峰。
当时掌握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李立三向全党发出指示，为纪念1925年5月上海市人民的英勇斗争，工人、学生、市民三界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同时展开暴动形式的斗争，以建立苏维埃游击队。
这条路线一提出来，满洲省委所属各革命组织就在李立三提倡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各地举行飞行集会，掀起暴动。东满的城市和村庄都贴出了鼓动暴动的传单和号召书。
五·三0暴动一开始，敌人对共产主义者的攻势就空前加强了。
其影响已经波及吉林市。
出狱后我首先去的是在牛马巷的孙贞道牧师家。我是想先到他家去，向七个月来一直为我探监送衣食的孙贞道一家人致谢，然后再离开吉林市，这才合乎道理。
孙贞道牧师好像是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出狱似的，高兴地迎接了我。
“我们怕军阀把你交给日本鬼子，心里多么着急呀！你没有被判处徒刑，获得了释放，真是万幸啊！”
“多亏牧师先生后援，我的狱中生活过得还算顺利。听说，您为我还给狱吏送了很多钱。真不知道该怎样报答您才好。牧师先生的恩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那时，牧师正准备到中国关内去。
我问他为什么忽然想离开吉林。
孙牧师长叹一声，凄凉地笑了笑说：
“张作相也萎靡不振了，在吉林已经没有可以庇护我们，支援我们的力量了。如果张作相不帮助朝鲜人，日本鬼子打进来就糟糕了。我以为三府合并，独立运动就会龙马添翼。可是，别说什么龙马了，他们还那么老是自家吵架，一天也不得安宁。我也无意再待在这里啦。”
关内有一些他在临时政府任议政院副议长和议长时亲密相处过的人士，还有他兴士团的团友。我想，孙贞道决心要去中国关内，其动机可能是要同这些人重新取得联系，更积极地投身于独立运动。
孙贞道牧师问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看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成柱你准备怎么办？
“我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我准备组织一支大军，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胜负。”
孙牧师惊愕地望着我，说：
“要拿枪同日本拼吗？”
“是的，除了这条路外，不是没有别的出路吗？”
“你可要记住日本是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呀。义兵和独立军都在日本的新式武器面前无能为力，瘫了。不过，你既然下了决心，就大张旗鼓地干吧！”
我看着比我初到吉林时显得寂寞冷落的牧师家庭，禁不住心情惆怅。从前，到他家来，可以听到留声机放出的音乐声，也可以看到独立运动者们热烈议论时局；可以看到来找孙牧师的虔诚信徒，还可以听到少年会会员们唱《风啊，你不要吹》的悲戚戚的歌。
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经常围着牧师打转的常客，都销声匿迹，逃到了柳河、兴京、上海或北京等地。曾悲切地放出《皇城旧址》和《流浪歌》的留声机也悄然不响了。
在那以后，孙贞道牧师本人也有一段时间到北京去过。北京有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成立初期与孙贞道牧师志同道合共过事的著名历史家和文人申采浩，除他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孙牧师的同志。
牧师到达北京时，申采浩已经因为做东方联盟的工作而在登陆台湾时被捕并被押送到旅顺监狱。申采浩不在的北京，他觉得很孤寂，冷清。牧师和申采浩的友情是那么深厚，以致撕不断割不开。
申采浩一心为向后代介绍我们民族悠久的爱国传统和灿烂文化，鼓吹爱国精神，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编撰国史。为民族的启蒙，有一段时期他对出版活动也倾注了热情。《海潮新闻》就是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流亡时出版的受欢迎的报纸。朴素心之所以常为《海潮新闻》写一些论文，是因为主办这家报纸的申采浩的名字在侨胞社会中广为知晓，许多人崇拜他的人格和文章的缘故。
在路线上，申采浩是武装抗战的提倡者。他认为，李承晚的“外交论”和安昌浩的“准备论”都是没有现实性的危险的路线；并极力主张，在以朝鲜民众为一方，以日本强盗为另一方，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情况下，我们两千万民众应该团结一致走暴力破坏的道路。
部分人士把李承晚推为上海临时政府的首脑时，申采浩抑制不住激愤，正面加以反对，也是因为他平时对李承晚的“委任统治论”和“自治论”感到不满的缘故。
“李承晚是比李完用更坏的逆贼。李完用出卖了尚存在的国家，而李承晚却在祖国尚未光复时就把祖国出卖了。”
这是他在临时政府组阁会上像投出炸弹一样投出的一句有名的话。他在退出临时政府后发表的《朝鲜革命宣言》中也严厉批判了李承晚。孙贞道牧师有时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申采浩是个性格像刀刃，主张像铁锭一样的人。当他谴责李承晚是比李完用更坏的逆贼时，我心里痛快极了。申采浩的话是代表了民心的。申采浩的心情，也就是我的心情，所以，我就和申采浩一道与临时政府诀别了。”
我想，参考他的这种言论，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出孙牧师的政见了。他断定，不论是自治论还是“委任统治论”，都是妄想。对安昌浩的“培养实力论”，他采取了半信半疑的立场，而对我们的要发动群众开展全民族的斗争来实现祖国的独立这一全民抗战论，则表示绝对的支持。这种革新的立场，使他不再感到有必要作为阁员留在以像李承晚那样的事大主义者、野心家为首脑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而果断地把活动舞台转移到了吉林。
孙牧师到吉林后，同日本警察规定为“第三势力”的革新派人物取得联系，积极地参与了独立运动。他同新一代的青年也十分融洽，只要是青年人做的事，不管是什么，他都真心实意地给予支援。他任神职的大东门外的教堂，就等于是我们的专用集会场所。我常到这个教堂去弹风琴，指导演艺宣传队的活动。孙贞道牧师给我们解决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又真心支持我们的革命活动，所以，我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爱戴他，尊敬他。
孙贞道牧师也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疼爱我。我在监狱里受苦的时候，向张作相行贿，开展请愿运动，要求释放我，这个主动人物也正是孙牧师。
孙牧师不仅把我作为他朋友的儿子看待，而且把我当作具有一家之见的革命家对待。连在独立运动者中议论纷纷，而又未能解决的困难的家庭问题，他也毫不犹豫地向我和盘托出，征求我的意见。
当时，孙牧师正为大女儿孙真实和尹致昌的婚姻问题大伤脑筋。吉林的独立运动者无论谁都反对这门亲事。孙牧师也感到不满意，认为女儿选错了对象。他认为，如果女儿嫁给了尹致昌，就有辱门楣。因为尹致昌是亲日派，买办资本家尹致昊的弟弟。当牧师为说服不了女儿而十分着急的时候，独立军保守派为了从尹致昌那里索取资金，把他扣留了一个星期。
“成柱，这事怎么办才好呢？”孙贞道牧师征求我的意见。
我觉得干预大人们的婚事不太合适，便踌躇了一会儿，小心地回答说：
“既然他们搞恋爱，爱上了，不是没办法分开吗？我看最好让他们随自己的意思办吧！”
我在这样进言之后，说服独立军保守派人物释放了尹致昌。
孙贞道牧师到了北京后，第二年又回到了吉林。有些人说，这是应吴仁华、高远岩等革新派人士的邀请而来的。不知这种判断有多大的真实性。不管怎么说，孙牧师直到去世仍留在吉林，可见北京方面的独立运动情况不能令人乐观，他的健康状况看来也不太好。
当我出狱见到孙贞道牧师时，他为我脸庞消瘦而担心，但我却为他满面病容而担心。他旧疾复发，连吃饭都感觉因难。
“国家沦亡，人也病了，只是日夜长叹啊。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给我赐福。都是那流放生活造的孽呀。”孙贞道牧师说。
1912年牧师在满洲进行传教活动时，因阴谋暗杀桂太郎的嫌疑被捕，在珍岛过了两年的流放生活。在这期间，他得了病。说也奇怪，群众爱戴的人，常常容易受病魔侵犯。
第二年春，我在明月沟听到了孙贞道牧师病逝的噩耗。向我传达这一噩耗的人说，孙牧师在吉林的东洋医院死于非命。
起初我以为那不过是谣传。我怎么也不能相信牧师会因病暴亡。我想，半年前见面的时候，他还没有卧床，而是谈论独立运动的未来，怎么能因胃溃疡，就像烛火那样轻易熄灭呢？不幸，那确是事实。据地下组织了解，牧师在住院那天就口吐鲜血，当场死去。
当时，侨胞社会有不少人把孙牧师之死看作谋杀。这样看的第一个理由是住院前孙牧师的病势还没有危及生命。第二个有力的理由是，东洋医院是日本人经营的。日本鬼子甚至毫无顾忌地把朝鲜人当作细菌战的实验对象，别说是谋杀，比这更凶恶的阴谋也能搞得出来，这是侨胞们共同的看法。
最确实的理由是这一点：孙贞道牧师是著名的爱国志士。孙牧师是日本警察片刻也未放松过监视的黑名单中的人。他不仅有暗杀桂太郎的嫌疑，而且又曾任上海临时政府的议政院议长、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时事策进会成员、兴士团团员、劳兵会理事，他的这种一贯抗日的经历，不能不便日本警察把他看作眼中钉。孙牧师暴亡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特地拟一份题为《关于不法朝鲜人孙贞道的死亡》的文件上报他们的外务大臣，可见日本人是多么严密地注视着孙贞道牧师的。
孙贞道牧师的号海石。有些人说他的号如实地反映了他的特征。他并不怎么公开露面，可是以神职人员的身分，把一生献给了抗日的神圣事业，是一位节操坚贞、具有良心的独立运动者。孙牧师来到吉林后，又同正义府的革新派人士一道，为适应时代的变迁改变独立运动的方向，为爱国力量的团结作出了不解的努力。在我们组织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和朝鲜人留吉学友会的时候，他作为建立满洲农民互助社的发起人，为它们的成功作出了努力。
孙贞道牧师以他弟弟（孙敬道）的名义在额穆县镜泊湖一带买下50垧土地，经营农业公社。
也可以说是安昌浩提倡的“理想村”的一角吧。镜泊湖畔是有个时期安昌浩先生最眼红的建设理想村的后备地。牧师用农业公社的收入筹措了独立运动资金。
孙贞道牧师的葬礼在奉天会馆按基督教方式庄严举行。据说，由于日本警察的阻挠，从韩日合并以前起历经几十年的风霜献身于独立抗战的牧师灵前，只有40多个吊丧的。想到牧师生前用爱国精神教育过那么多人，受到那么多人的拥戴，这样的永别是太冷清，太孤寂了。可以想象到有警察在场的葬礼，怎么能随便流泪、尽情痛哭呢！那是国父死了也不许随便哭的世道啊！我遥望着吉林市方向的天空，悲伤地流着眼泪，在间岛土地上祈祷亡人的冥福。
我怀念着孙牧师，怀念着父亲，我悲泣。我发誓为守父辈的英灵，一定要为他们报仇，光复祖国。
我认为，只有光复祖国的道路，才是向恩人报恩的道路，才是消除他们的灾难的道路，才是打碎人民身上镣铐的道路。
从那以后，我和孙贞道牧师的遗属走了不同的道路。直到本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仍未消除的分裂的悲剧，以铁丝网、混凝土壁障和波涛汹涌的大洋，无情地把我们分开：我在平壤，孙仁实在汉城，孙元泰在奥马哈（美国）。我们半个多世纪没能互通音信。
但是，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孙贞道牧师和他的遗属。对他们的回忆，与岁月一道绵绵不断于我的心中，虽经时间和空间的不断交替，也没有风化或污染。
民族的悲剧越深化，把我们分开的壁障越高，对那些为这块土地流了热泪，为这个国家洒下了鲜血的恩人和烈士的缅怀，就越痛切地渗入我们的心田。
历史对这一缅怀之情并没有置之不理。
1991年5月，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当病理学医师的孙元泰——孙贞道牧师的小儿子，应我国侨胞事务部的邀请，偕夫人（李有信）前来我国访问。当年在松花江畔的沙滩上，少年会会员和留吉学友会会员分成“地”队和“海”队搞军事游戏时，孙元泰总是缠着要跟我在一个队里，那个十几岁的软弱小学生孙元泰，现在变成年近80的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60年风霜的恶作剧也没能抹掉清楚地印在他白发下面的吉林时代的痕迹。
孙元泰喊了一声“主席”，就扑在我的怀里紧紧拥抱我，泪如雨下。这集中了千言万语的眼泪，的确是包含着无数情由的眼泪呀！在漫长的岁月里，缅怀之情烧焦了我们的心，可我们为什么已经白发苍苍才重逢，是什么东西把我们的重逢拖了半个多世纪呢？
60年，是几乎等于一个人一生的漫长岁月。在超音速飞机满天飞的文明时代，十几岁离别的人，快80了才重见面，那么，不断地把我们推向老年的那个时间的累积，不就太无情，太空虚了吗？
“孙先生，你的头发怎么这么白了？”我不是用对待过去的少年会会员，而是用对待一位具有美国公民权的老学者的口气问他。
孙元泰像在吉林时代那样用有点娇气的表情望着我说：
“我一心想见到金主席，想得我头发都白了。”
他说：“我在吉林时代就像跟哥哥一样紧跟主席，主席也像待亲兄弟一样爱护我，恳求您免了‘先生’这个称呼吧。”
“好，那就像当年一样叫元泰吧！”我笑着说。
有些拘束的感情顿时云消雾散。我们好像回到了吉林时代。我甚至觉得这不是在平壤的会客室，而是在吉林当年的住处见到他。在吉林时代，我常常到孙牧师家去，孙元泰也常到我住宿的人家来。
像车光秀那样经常歪着脑袋，身材矮小、沉默寡言的少年，可是一旦开口，就不断讲出富于机智的玩笑和幽默，使对方不由得发笑的第四省立学校小学生孙元泰，现在成了病理学医师，这使我感到惊异，不知不觉地他已成为处于人生黄昏时期的白发老人，这更使我惊讶。我不由得大有隔世之感。在吉林离别好像是昨天的事，可是那么多情善感的少年时代已不知去向，我们已经变成了老人，把那时的往事当作故事来讲。
我一个接一个地回忆起在吉林同孙元泰相处的日日夜夜。不仅是少年会的生活，连在街上赚小孩兜里零碎钱的块糖贩子，也都成了我们的话题。
吉林的糖贩子可实在刁滑，他想吃糖，就从木盆里拿出一块来放在嘴里舔，舔够了再吐出来放在盆里卖。那些买糖吃的孩子，哪里知道那块糖是糖贩子舔过的。
我们回忆着这些，忘记了一切忧愁，大声笑起来。
孙元泰说，和在西方流传的风闻不同，主席神采奕奕，说着还无拘无束地把我的手拉过去，看了好一会儿手纹。
这着实把我弄糊涂了。
“命纹这么好，一定会万年长寿，总统纹又这么清楚，所以，作为国家的领袖受到高度的尊敬。”孙元泰笑着说。
我在一生中头一次见到给我看手纹的人，也头一次听说人的手纹中还有总统纹。我想，孙元泰看我的手纹，说命纹长，可能就是他祝我长寿的心情的表达；说总统纹清楚，就是他对我们事业的支持的表示。
孙元泰毫不拘于会见一国元首的礼法观念，甚至还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主席，什么时候给我买浆汁果子呀？在吉林的时候跟主席一块吃过的冰糖葫芦，也想吃呢！”
我听了他这话，心情十分激动。
因为他提出了不是亲兄弟就很难提出的要求。他是真地把我当作亲哥哥来对待的。我忽然想起他已经没有哥哥了。他的哥哥孙元一在南朝鲜当过国防部长官，几年前作古了。
我无论怎样真诚地招待孙元泰，也是达不到孙元一照顾自己弟弟的那种爱的高度的。不过，想吃“浆汁果子”和“冰糖葫芦”的愿望，还是可以给解决的。所谓“浆汁果子”就是豆浆和油炸的麻花样的中国食物。在吉林的时候，我领着孙元泰和孙仁实逛街，给他们买过几次“浆汁果子”。
我给他们买“浆汁果子”，他们小兄妹每次都吃得那么香。想到孙贞道先生给予我的帮助，就是把我所有的钱全掏出来，也要给他们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这是我当时的心情。可是，我手中的钱还不足交学费呀！
我认为孙元泰不是真的想吃“浆汁果子”才提出这种要求的。他只是用“浆汁果子”这个词来表达了对我们像亲兄弟、亲兄妹一样亲密相处的吉林时代的怀念罢了。
“你要是想吃‘浆汁果子’，下次给你做。”
虽然孙元泰是开玩笑说的，可是我却想真地给他做“浆汁果子”吃。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做，而不是下次。他毫无拘束地问我什么时候给他买“浆汁果子”，这使我受到了极大的感动。
两天后，我们的厨师做的“浆汁果子”送到了孙元泰夫妇面前。听说，孙元泰在早饭前收到“浆汁果子”，咽着眼泪说，多蒙金主席关怀，吃到了小时候喜欢吃的“浆汁果子”啦。
人情具有比时间的力量强大得多的力量。在时间面前一切都要褪色、凋落，只有人情是无法埋没的。真诚的友情和爱是不会衰落，也不会变质的。
由于走的路不同暂时中断的我们的友情，越过60年的时间空白，又连接起来了。
我们久别重逢，合唱了在吉林时唱过的《思乡歌》。令人惊奇的是，我竟然没有忘记歌词，他也全都记得。
孙元泰说，他没有为民族做什么事情，没有脸见我。不过，这是他谦虚的话。他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作为学生会监察部长参加过学生运动，也参加过排斥日货运动，是个爱国青年。
这成为后来把他押送到长崎监狱去的根据。
他一生与政治隔了一道墙，从他的面貌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在吉林时代的那清白纯真的风格。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的环境中，一个人要不失有良心的人的体面，清白谦洁地生活，是不容易的。
孙元泰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衷心地表示赞同，极度赞扬我们祖国是“美丽高尚的国家，为子孙万代建设的国家。”
虽然他来得太晚了，但我还是为他前来访问我们，回顾吉林时代的往事，感到万幸。
孙元泰洋溢着的爱祖国、爱民族、爱人民的精神面貌，就是孙贞道的面貌，就是孙仁实的面貌。他每当见我总是说“主席，您可不要老，长寿啊！”他衷心地为我的健康担心的面貌，和60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的孙贞道牧师的面貌相仿佛。
那天，孙牧师送我时说：
“形势险恶，你不要再待在吉林了。这里的情况确实非同寻常呀。时局严重，你不论到哪里去都要注意安全啊。到间岛去最好还是暂时隐蔽在偏僻山村休养吧。”
为我的安全担心的体贴的情义，使我感激不尽。九·一八事变后的满洲形势雄辩地证明了，孙牧师的劝告是多么适时。占领了吉林的日本军警，从那时起就搜捕我。他们翻着吉林监狱的名册，要求军阀把金成柱交给他们。如果不是依靠孙贞道牧师和高远岩、吴仁华、黄白河等独立运动者的后援，及时被释放出狱，我就会被日本帝国主义逮捕，再过十年左右的狱中生活。如果在监狱里再待十年的话，那么开展武装斗争就会成为不可能了。
我说孙牧师是我的救命恩人，理由就在这里。
要数起我在吉林的时候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革命斗争的人，那实在是数不胜数了。他们当中有崔万荣、吴尚宪、金基丰、李基八、崔日等上一代的独立运动者，有崔重渊、申永根、安信英、玄淑子、李东华、崔峰、韩周彬、刘振东、崔真恩、金学锡、禹锡允、金温顺、李德荣、金昌述、崔宽实、刘绣景等同年辈的先觉，也有李东鲜、李敬恩、尹善湖、黄贵轩、金炳淑、敦然奉、全恩深、安炳玉、尹玉彩、朴正元、郭基世、郑行正等爱国少年。
从形势发展的趋势来看，我感觉到不能再待在吉林市了。这是我在监狱里所预料的。孙牧师为不能把我留在他家保养而要送走，感到抱歉。但是，我以感激的心情接受牧师的劝告，在他家吃了午饭就动身奔向新安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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