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 |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的日子里 | | 严峻的春天 | | | 没想到我在路上碰到了车光秀。“愣头儿青”的眼睛在高度近视镜后面闪着喜悦的光。我也高兴得从老远就欢呼起来。
车光秀说，他正要到孙贞道牧师家去打听我的消息，说着把我抱起来转了几圈。
他说，为革命奔走的人都被抓走了，孤寂得简直要发疯。在谈了一阵吉林的消息后，他忽然说：
“成柱，朝鲜的工人运动在各方面都有了飞跃的发展。斗争口号、斗争方法、斗争情形……一切都是新的。我想，3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斗争的形式会有很大的变化，你说呢？现在，我们的革命不是应该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打出新的旗帜前进了吗？”
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
在那别说是革命家的理想，就是一已的生命都难保的杀气腾腾的时代，他并没有在敌人的攻势面前畏缩或吓破胆，反而化了装到处寻找同志，作为共产主义者继续进行着摸索。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我们的革命应该举起新的旗帜前进，对光秀同志的这一看法，我也有同感。不过，这个旗帜是什么呢？就这个问题，我在狱中想了很多，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要建立新型的党，斗争要过渡到武装斗争。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救国，才能获得民族的解放。朝鲜人民进行的一切斗争都应该发展成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轴，全民族总动员的举族抗战。”
我把我在狱中的想法照实说出来了。
车光秀对我的想法表示了绝对的支持。到了新安屯，同金赫、朴素心等同志们商量，他们也都表示同感。不拿起武器就不能挽救朝鲜，不依靠新的路线就不能推进革命，这是青年共产主义者们一致的主张。
武装斗争是朝鲜的具体现实提出的成熟的要求。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强权统治达到了顶点。朝鲜民族的无权和贫穷达到了极限。从1929年开始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已经波及日本。日本帝国主义把对亚洲大陆的侵略看作摆脱大危机的出路，一面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一面强化对朝鲜的殖民压迫和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把对朝鲜民族的掠夺和压迫当作富国强兵的道路，而我们民族则把反日斗争当作民族复兴的道路。偏重于经济斗争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群众运动，开始逐渐带上暴动性质，这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我很感兴趣地关注新兴煤矿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最后也发展成暴动了。好几百名工人在罢工团的领导下，袭击并破坏了煤矿的验煤所、办公楼、机械室、发电室和经理住宅，切断了煤矿的所有电线，破坏了卷扬机、泵等生产设备。罢工的工人们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以至经营煤矿的日本人发出悲鸣，说花两个月时间才能恢复煤矿。
这次暴动由于武装警察队的介入出现了逮捕一百几十人的可怕情形，震撼了全国。
因为这次暴动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后来我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曾冒着危险到新兴地区去会见了工人运动领导人。
朝鲜工人阶级的斗争，在组织力、团结力、持久性和互相支援方面也比从前有了质的发展。
加入了元山劳动联合会的两千多名工人，在劳动联合会的领导下，同一万多名家属一起，顽强地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罢工。
全国的工人和农民听到元山总罢工的消息后，从各地发去鼓励电和号召书，送去了捐款，还派代表支持和声援他们的斗争。
不消说洪原、会宁等国内各地的劳动组合，就是在远离元山几千里的吉林，也有我们组建的反日劳动组合所属汗诚会的成员征集捐款送给元山劳动联合会。可见当时我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多么高。
元山总罢工是标志着20年代我国工人运动顶点的事件，它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浮雕式地显示了朝鲜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和革命性。
我在狱中深切地注视着元山总罢工的整个过程，认为这一斗争是值得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大书特书的，他们的经验是朝鲜的社会运动者都应参考和学习的有价值的经验。
如果当时更新的劳动联合会领导班子没有下复工指示，而坚持了罢工，或者全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与这次罢工相呼应，开展大规模的实力斗争，那么，元山工人阶级的斗争就会以胜利结束。
通过元山总罢工的失败，我再一次迫切地感到在朝鲜尽快建立一个能够胜利地组织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马列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并且确信当武装斗争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大力开展的时候，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的斗争也将在这个背景下更激烈的地展开。
在敌人用铁拳野蛮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下，朝鲜人民的斗争就将不可避免地朝暴力化的方向发展。革命的暴力才是能够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反革命暴力的最有把握的斗争手段。在敌人动武的情况下，朝鲜民族也不能不把自己武装起来。对武装，必须以武装来对付。
用旨在振兴教育、文化和经济的纯粹的“培养实力运动”，用工农群众的抗议或外交活动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祖国独立的。通过元山总罢工和新兴煤矿矿工的暴动，我们无比信赖朝鲜工人阶级，我在这过程中怀着深厚的爱和自豪的心情，感到我国工人阶级是优秀的工人阶级，朝鲜民族的确是战斗的民族。
问题是路线和领导。我有了只要有符合时代趋势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任何强大敌人都能战胜的坚定信心。必须迅速恢复和整顿遭到破坏的组织，不断地开展使群众意识化、组织化的工作，以使群众尽快作好同日本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我为此心急如焚。
其间，分散的同志们得悉我已获释，便一个接一个地找我来了。
我同吉林地区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反日劳动组合和农民同盟的骨干分子坐在一起讨论了在敌人的白色恐怖强化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迅速恢复和整顿组织，团结群众的问题。
使车光秀兴奋的“武装”这个词，在这里也得到了青年们的支持。这一支持大大鼓舞了我。
我们讨论了在间岛和朝鲜的北部边境一带加强共青同盟的工作，迅速实现这一地区的革命化的措施，同时还讨论了扎实地进行建党准备工作等当前的几项任务，然后为执行这些任务，向各地派了工作员。
我也在新安屯住了一宿就前往敦化了。
我所以把敦化定为工作地点，是因为那里便于同东满各县取得联系，而且那里有几位亲友可以帮助我。我打算在那里住一段时间，给各组织提出对付正在激烈进行暴动的东满事态的活动方针，并制定把在狱中酝酿成熟的构想付诸实践的具体措施。
离开吉林时，使我感到最遗憾的是没能遵守父亲要我无论如何也得念完中学的遗嘱。朴一波劝我说，他将让他父亲出面向毓文中学当局交涉我的复学事宜，要我念完中学。
他是在吉林办《同友》杂志的民族主义者朴起伯的儿子。朴宇天是他的笔名。我上毓文中学时，他上吉林法政大学，帮助留吉学友会工作。他的希望是进入司法界。当时他说要学俄语，老跟白俄军官在一起。我们的同志认为同白党军官接触是对新兴俄罗斯的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所以他们劝我断绝同他的来往。
我对这些人说：“学了外语，可以为革命积累很大资本，如果因为他老跟着白党军官就加以排斥，那就未免太狭隘了。”解放后，朴一波所以能翻译出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等许多名著介绍给读者，可以说是因为他在学生时代坚持不懈地学了俄语。
和朴一波一样，金赫和朴素心也劝我，如有可能，还是要复学，再学一年，学完中学课程。他们说，李光汉校长是位对共产主义有理解的人，如果金成柱提出再学一年的请求，他是不会拒绝的。
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我说，学习嘛，完全可以自学，人民在等我们，遭到破坏的组织在等着我们，怎么能撇开面临困难局面的革命，回到学校去呢。
打消了继续上学的念头，真地要离开吉林市了，我禁不住思绪万千：父亲生前为了让我到祖国学习，数九寒天让我孤身一人回故乡；我放学回来就让我坐在书桌前给我讲朝鲜历史和朝鲜地理；临终给母亲留下遗言说，我本想无论如何也要让成柱上中学，现在却要由你来继承我的意志，即使一天三顿用草充饥，也一定要送成柱上中学……这些往事浮现在脑海里，使我心绪纷乱。
三年来不眠不休地给人洗衣、做针线，月月给我送学费的母亲，听到我离毕业仅一年却要中途退学的消息，该多么失望啊，弟弟们又该多么难过呀，还有那些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爱护我，补贴过我学费的父亲的朋友和我的同学们，又该感到多么惋惜呀！
但是，我想母亲是会理解我的。父亲从崇实中学中途退学时，母亲也无条件地顺从和支持了父亲要退学做职业革命家的意志。所以我相信，儿子即使不是从中学而是从大学中途退学，只要是为了革命，为了祖国，母亲就不会反对。
从毓文中学辍学，深入到人民中去，这在我的人生中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我开始了地下活动，开始了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新的人生。
出狱后未能给家里写一封问安的信就要前往敦化，我心乱如麻。虽说是专心于革命，可是一两行问候的信不是可以写的吗？我这样自己责备过自己，可是不知怎么总也写不下去。
入狱后，我也怕母亲担心，没有把这事告诉她。可是到我们家去过1929年寒假的同学们，竟把我入狱的始末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了这事以后也没有到吉林来。一般母亲得知儿子坐了牢就会不远千里带着个包袱赶到监狱哀求看守允许她跟儿子见面的。可是我母亲并没有那么做。母亲是发挥了相当大的忍耐性。当父亲在平壤监狱里受苦的时候，母亲多次去探监，甚至连我也带着去，可是十年后儿子被抓进监狱却一次也没去探监，人们可能觉得奇怪。
后来她在安图见到我时，也没给我说明没有去探监的理由。
可是，我认为母亲的真正的爱就表现在没有去探监上。
在监狱里见了妈妈，我的成柱反而会难过；我去探监，能给那孩子多大的安慰和帮助呢；前面有很多山岗要过，如果从第一步起就囿于人情，那么那孩子将来能走正路吗；宁可让他在狱中感到孤独，也不去探监，对那孩子是会有好处的……
看来，母亲是出于这种心情，果断地打消了探监的念头。
我从这一事实中发现了母亲已由纯粹的普通妇女成长为刚强的革命者的母亲。
结束狱中生活走上了广阔的世界，我心里产生过这样的念头：现在不受学校的约束了，不是应该回家去，照料照料母亲就是短短几天也好吗？可是我毅然决然地朝着敦化迈开了步子。
从敦化朝西南方向走60来里路有个叫四道荒沟的山村。这就是我负责的工作地点。
在我入狱后，为了预防在吉林掀起的逮捕旋风波及抚松，许多加入共青同盟、白山青年同盟、妇女会等组织进行活动的人家搬到安图、敦化方面去了。母亲也在寒冷的冬天和亨权叔一起带着弟弟们搬到了安图。
当时，几十户移居东满的人家中有六户在四道荒沟安家落户。在这六户中有高在凤一家。
高在凤靠正义府的助学金从抚松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白山学校任过教，后来又参加了独立军，任抚松地区别动队指挥员。他是反日群众团体的骨干分子。
他的弟弟高在龙是我在华成义塾时的同学。后来，他参加了杨靖宇部队，在蒙江或是在临江阵亡了。
高在凤最小的弟弟高在林在白山学校毕业后，上了吉林毓文中学和我一起进行过共青活动，从1930年春起在满铁医专学习。他在吉林时常常帮助我。
高家的人原来在抚松的时候就跟我们家格外亲近。他们奋不顾身地帮助了我的父母。他们开个旅店，给了我父亲和母亲很多帮助。
当时，在小南门街的我们家，随时都有许多爱国志士和独立运动者来找。其中有些人在我们家食宿。母亲为了招待这些人，手里总是放不下淘米盆和水罐。这不能不引起军阀的注意。高在凤的母亲（宋桂心）知道警察在监视我父亲之后，有一天到我们家来说：
“金先生，今后你家就不要接待客人了。你家像现在来人这样多，金先生就可能遇到不祥的事。来抚松的独立军客人都由我们包下了。请你把那些来找抚林医院家的客人都送到我们家去吧！”
因此，我父亲就非常信任高在凤的母亲，我也跟高在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白山学校停办后，我母亲为了解决作教室用的房子四处奔走，高在凤家又慷慨地腾出上屋用作教室。
高在凤搬到四道荒沟不到半年，就已经设立东兴义塾来教育孩子，还利用副百家长的身分在四道荒沟及其附近村庄组织了共青同盟和白山青年同盟，接着又准备组织反日妇女会和农民同盟。
高在凤的母亲见到我，高兴地流着眼泪，回忆起在抚松时的往事。我告诉她，我去年秋天坐了牢，不久前出狱，便径直来到四道荒沟。她端详着我的脸说，模样没变，可是有点浮肿，一脸病容，你母亲知道了，该多么痛心呀。我在她家住了一个来月。
高在凤的母亲为了保养我的身体，费了不少心血。
她精心地给我做饭菜，有大麦米、小米做的饭，还有拌山菜，每餐还给我单开一桌。可是她却抱歉地说，没什么好吃的，对不起。一想到她家搬到这陌生的山沟里来，不能开客店，刚种上头一年庄稼，外孙们又来投靠她家，我就咽不下饭。
宋桂心大娘在抚松的时候就熟悉我的口味，所以把村里唯一的一架压面机借来，给我做冷面吃，高在凤又到敦化县城去买来腌鳟鱼放在我的饭桌上。高在凤的妹夫为捉治浮肿有特效的“尚蝈”，每天大清早就到泉边去。在他们一家的真诚护理下，我的健康迅速地得到了恢复。
高在凤专程到安图去见了我母亲。四道荒沟到安图有200里路左右，这么远的路他一天就走到了。据说，高在凤像小说《林巨正》里的黄天王童那样一天能走300里路。
哲柱听到我已出狱正在敦化的消息，便跟着高在凤到四道荒沟来找我。哲柱给我带来了母亲的信和我的内衣。我看了那封信才知道，我家原住在旧安图（松江）西门外马春旭的家里，后来搬到了兴隆村。母亲住在马春旭的家时租了一台缝纫机做针线活，吃了很多苦；到了兴隆村，继续做针线活，以维持生计。
直到那时，哲柱对新的地方还没有产生感情。他一直住在中江、临江、八道沟、抚松等滨江的城市里，在他看来，远离平原和铁路的安图是过于冷清的乡村，是需要新开拓的又一个生疏的地方。
“哥，你出狱后去过抚松没有？”哲柱突然问我。
“很想去，可是没有去成。我连家都没能回，就径直来到敦化，怎么去抚松呢？”
“抚松的人都很想看哥哥呀，蔚华哥每天都来我们家一次打听哥哥的消息哪。抚松的人可真好！”
弟弟的声音里满含着对抚松的怀念。
“是啊，真好啊！”
“我老是想念那些留在抚松的朋友。哥哥如有机会到那边去，一定要见见我的朋友们。”
“好吧。你来到安图也交了很多朋友吧？”
“还没有交多少。安图没有多少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
我觉察到，哲柱到新的地方后仍然怀念着抚松，正因为这种怀念，不能深入到安图的生活中去，糊里糊涂过日子。弟弟那好像充满哀愁的眼睛和凄凉的表情，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这是他这个年纪的望乡少年中常见的对现实的一种反感的表示吧。弟弟的不安定的精神状态，不知怎么，使我的心绪也乱了。
“哲柱，在勤勉的庄稼汉手下，地无好坏，同样，对优秀的革命者来说，地方没有好坏。安图怎么就会没有好同志呢？看你怎么找吧。父亲不是常说，同志不是从天上凭空掉下来的，要像开采宝石那样找出来吗？你要多找出些好同志来，把安图很好地开拓一番。你不是也已经到了该过共青生活的年纪了吗？”
我再三向弟弟强调，要作好加入共青同盟的准备。
“我懂了。让哥哥操心了，对不起。”弟弟振作起精神，表情严肃地望着我。
在那以后，哲柱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同盟。
在四道荒沟逗留期间，我帮助高在凤、高在龙等同志组织了少年探险队、农民同盟和反日妇女会，同时还为同分散在东、南满各地的革命组织成员取得联系作出了努力。我通过高在凤给龙井、和龙、吉林的联络站发出了信。金赫、车光秀、桂永春、金俊、蔡洙恒、金重权等十多名同志接到这封信后来到四道荒沟。他们都是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领导成员。
我通过他们了解到，震撼东满一带的暴动比预想的更激烈。
这一暴动的主力正是居住满洲的朝鲜人，鼓动和引导他们投入暴动的是韩斌、朴允世等朝鲜人。他们号召人们参加暴动，说要想转入中国共产党，就要在实际斗争中立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承认。
当时正是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根据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国一党制原则，放弃重建党的运动，为转入中国共产党而开展猛烈活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宣布，经过实际斗争考验和个别审查，在只可以个人资格入党的原则下接收朝鲜的共产主义者。
这样的时候，连共产国际派来的人也到处去鼓动暴动，因此，一心想转入中国共产党的满洲总局所属朝鲜共产主义者们，便把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名利放在首位，驱赶人民投入了冒险的暴动。
他们连那些不该清算的对象也给清算了，甚至放火烧了学校和发电站。
五·三0暴动给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军阀提供了在满洲地区镇压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日爱国斗争的借口。在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成了残酷的白色恐怖的对象。
群众付出巨大的牺牲，被赶到农村和偏僻山区。与庚申年大“讨伐”[1]相仿佛的惨案，在东满各地发生。拘留所和监狱都关满了暴动群众。许许多多与暴动有关的人被押送回朝鲜去。他们被押送到汉城后，都被判处极刑和重刑。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离间朝中人民，宣传什么朝鲜人在东满举行暴动是为了夺取满洲土地。奉天军阀也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奸计，残酷地镇压了暴动群众。
军阀头子们听信这种宣传，大肆杀害暴动群众，说什么朝鲜人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应该都杀掉。愚蠢的军阀竟把共产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等同看待。
五·三0暴动期间被捕被杀的人实达几千，其中大多数是朝鲜人。被逮捕的人中，有不少的人被处以死刑。由于暴动，我们的革命组织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暴动使朝鲜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恶化。
后来，李立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被定为“盲动主义路线”、“小资产阶级狂热症”。
李立三的苏维埃红军路线是不符合东北地区实际情况的冒险主义路线。
那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严厉地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共产国际也通过11月6日的信，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满洲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和联席会议，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
我们也在1931年5月春季明月沟会议上批判了李立三路线，采取了克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措施。
但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流毒，在那以后也没有彻底被清算，连续几年对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发生了影响。
聚集到四道荒沟的青年们痛惜地说“朝鲜民族的鲜血可惜”，焦急得捶胸顿足，说“我们的革命要在混乱中彷徨到什么时候啊”。
我想到应该给他们以力量，便说：
“暴动的后果严重是事实。但是，因为后果严重，就只坐在那里叹息，有什么用呢？不要只是叹气，而要到各地去恢复组织，处理善后。重要的是揭露宗派分子的野心，使群众摆脱他们的影响。为此，就要给他们指出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虽然暴动以流血告终，但是群众会通过这一过程大大得到锻炼，提高觉悟。朝鲜民族通过这次暴动充分发挥了战斗力和革命性。我从我们民族的伟大的忘我的斗争精神中得到了巨大的力量。如果教给这种人民科学的斗争方法和策略，给他们指明民族应走的道路，那么，我们的革命就将出现新的变化。”
同志们听了这一号召，也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一星同志说得对。不过，能使群众共鸣的新的前进道路在哪里？”他们以着急的心情望着我说。（一星，指金日成同志。本卷第97页有详细说明——译注）
我对他们说：“那种路线不会从天上自动掉下来，也不会有谁制订出来献给我们。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制订出来。我在狱中想过，现在提出来，想征求同志们的意见。”
于是，我把曾经同车光秀、金赫、朴素心等同志讨论过的朝鲜革命的路线问题提出来，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就是四道荒沟会议。我提出的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也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
在东满的各个角落酿成的惨绝人寰的流血，再一次使我激愤和觉醒。我想象着在这一动乱当中人民捂着胸膛倒下去的情景，一直在思索，怎样才能把朝鲜的革命群众从血泊中拯救出来，怎样才能把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从逆境中挽救出来，引导它成为乘胜长驱的革命。
革命在等待着武装。革命在等待着很好地组织起来的、训练有素的革命军队和人民，等待着能够引导两千万人民走向胜利的纲领和能够执行这一纲领的政治参谋部。
内外形势要求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解放祖国和民族的神圣战争中来一个变化。如果没有这种变化，我们民族就要流更多的鲜血，遭受更多的灾难。
我抱着这种变化的突破口要由我们来打开，并在1930年夏实现这种变化的决心，不断地把思索的要点记在本子上。
我们同离开四道荒沟的组织成员和工作员约定，各自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之后，6月下旬在卡伦重新会合。
在那以后，在敦化召开了吉东地区党的会议。
会上讨论了有关暴动的问题。专事派别斗争的分子们计划再发动一次像五·三0暴动那样的暴动。
我批判五·三0暴动是冒险的暴动，并反对了他们的计划。
那年，我继狱中生活之后又经历了五·三0暴动，有很多体会。
1930年春，的确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成长之春、考验之春。在这个春季里，我国革命为新的变化作了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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