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 |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的日子里 | | 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 | | | 1930年7月3日，也就是卡伦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创建了新型的党组织。这件事，在几年前已公开，我在会上作的讲话也已公布于世。
大家知道，党在革命中起参谋部的作用，革命胜败取决于党的作用。如果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那么，可以说，党是革命的火车头。正因为如此，革命者都重视党，并为建党工作呕心沥血。
马克思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后，作为实践斗争的第一项工作，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他的活动中的最大功绩，他的这一功绩所以至今得到人们的赞扬，是因为党在共产主义者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所负的使命和作用有着重大意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终究都是从对党的观点和立场上的错误起始的。
自共产主义作为新的时代思潮出现于工人运动舞台直到今天，共产主义者在这地球上掀起的一切世纪性的变革，没有一件不是与党这个神圣的名称连在一起的。
我们为了把卡伦会议提出的任务付诸实施，首先着手进行了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我们听到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开除的消息后，就下定决心，建立新型的党，并开始全面地摸索建设这种党的途径。
我国的共产党是在1925年4月成立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在各国陆续出现，并领导着群众的时候，在没有任何政治活动的自由和权利的我国配合着这一世界趋势建立了共产主义政党，这一事实证实了朝鲜人对新思潮和时代趋势的政治感受性有多么敏锐和丰富。
朝鲜共产党的成立，是朝鲜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合乎规律的。
朝鲜共产党成立后，在工人、农民等广大群众中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领导了工人运动，写下了由共产主义者领导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的一页。在朝鲜共产党存在的期间，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了如同六·一0独立万岁示威斗争那样的大规模的斗争，显示了民族的气概；还同民族主义者合作，组织了新干会这样的群众团体，对集结反日爱国力量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朝鲜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各阶层的群众运动在它的领导下开展起来，这是一个开创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点的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和共产党上层人物的派系斗争，1928年，朝鲜共产党便结束了它作为组织力量的存在。
共产国际在1928年夏举行的第六次大会上宣布取消它对朝鲜共产党的承认。这实际上意味着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开除了。
当然，在朝鲜共产党存在的时候，我们对它的专事派系斗争的上层人物就没有什么好感。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党，当我们听到它被共产国际除了名时，也不禁感到气愤和羞耻。当时，我们对共产国际这样的处事，不无惋惜。从那时我就想：自己虽然年少，而且搞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也少，但是一定要由我们自己来做主人，为创建新型的党开展积极的斗争。
为了建立一个纯洁的、崭新的新型政党，必须闯过种种艰难险阻。
最大的难题是，共产主义队伍里仍然存在着宗派主义。因为没有消除宗派主义，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才未能统一地进行重建党的工作，而分裂成好几个派系分别进行这项工作。
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除名后，我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外猛烈地开展了重建党的运动。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和阴挠活动，任何一个派系的重建党的工作都未获得成功。火曜派和ML派抛弃重建党的运动，宣布解散在满洲建立的总局，之后，汉上派在国内大搞重建活动，但这个活动暴露了，许多党员被监禁，运动也就此告吹。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认清了这样的问题：用重建已解散的党的办法或依靠染上派系斗争恶习的前一代人去建立革命政党，是绝不可能的。
在建党方面另一个困难是，由于共产国际规定的一国一党的原则，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满洲地方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成了不可能的事。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通过的章程总则中规定了这样的一国一党原则：每一个属于共产国际的党的名称应是各该国家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各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存在。
1930年5月，共产国际东洋宣传部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朝中共产党代表会议，通告共产国际关于朝鲜共产党组织问题的决定。共产国际在这项决定中指出，在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党员进行活动。
于是，热中于开展重建党的运动的共产主义者就改变态度，发表了解散的声明，掀起了一股转入中国共产党之风，由于这股风，五·三0暴动的烈火席卷了东满。
朝鲜党员转入中共进行活动的问题，大大刺激了民族自豪感格外强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就这一原则，我们的同志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青年非难说，共产国际的指令是不负责任的、不可理解的，也有的青年认为这是光明正大的措施；有的青年义愤填膺，禁不住痛苦地说，共产国际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于是永远排除了重建党的可能性。
同志们谈论着这个问题，想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我明确地对他们说，共产国际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无可非议的，这个要求并不剥夺朝鲜共产主义者重建党的可能性。
“在目前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朝鲜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独立的政党，何必要我们去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呢。因此应当尊重共产国际的决定。这才是国际主义的立场。就是戴上了中共党员的帽子，只要不忘记朝鲜，为朝鲜革命而斗争就行。但是，不能为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完全抛弃建立独立政党的工作，无限期地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朝鲜人应该有朝鲜人的党。”
这就是我对转党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然而，这个看法与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原则的解释是否一致，我是没有把握的。
我为了深入理解一国一党原则，早日确定建党方针，1930年6月下旬，在贾家屯会见了共产国际的联络员金光烈（金烈）。金光烈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苏联呆过的知识分子。他在我们的活动地区孤榆树、五家子、卡伦等地呆过较长时间。他以联络员的身份，为使我们同共产国际接上关系作出了努力。张小峰和李钟洛说他是在苏联灌了不少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对他赞不绝口。因此，我怀着一种期望去见了他。名不虚传，他的确是博学多识的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和日语，跳起苏联舞来就和苏联人差不多，他还很会演说。那时，金光烈对我说，与其听他个人的见解，不如到共产国际去一趟，他要给我介绍在哈尔滨的共产国际联络处，认为最好到那里去讨论一国一党原则问题。
见过金光烈以后，我和同志们就一国一党原则反复地进行了讨论。
我们对一国一党原则的要求作了这样的解释：在一个国家里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在一个国家里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中央，不能有多于一个的共产党中央。
这个原则的实质是，在一个国家里，不可以有利害关系和目的相同的一个以上的党中央存在。
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并要求严格遵守这个原则。这样做的基本目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清除宗派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保证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严防各种异己因素潜入共产主义运动内部。
促使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的另一个原因，是与敌人为从内部分裂和瓦解共产主义队伍进行恶毒的阴谋活动有关的。然而，共产国际的章程只提出了一国一党原则，却没有阐明，到别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人转入驻在国的党的方法以及转党后怎样规定他们的革命任务的问题。这也就是在满洲地方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转入中共的问题引起群众纷纷议论的原由所在。由于这种原因，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党组织，是与一国一党原则相矛盾的。
由于对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朝鲜共产主义者争取祖国解放的活动就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动摇，甚至产生了朝鲜的革命者到底有没有权利为祖国而斗争这样的疑问。在这样的时期，我一直不懈地摸索着建党的方法。
难道真的就没有既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又能大力促进朝鲜革命的途径吗？
经过苦心摸索，我找到的出路就是，根据先前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不是以匆忙宣布党中央的方法建党，而要扎扎实实地奠定建党的组织、思想上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名副其实地起到我国革命的参谋部的作用的党。培养阶级觉悟高，经过锻炼的骨干；实现队伍的思想意志的统一；奠定党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如不做好这些工作，单靠主观愿望是不能建立党的。
我认为，以同宗派毫无关系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为骨干，用首先建立基层党组织，然后再扩大和加强这些组织的方法去建党，这是最符合现实的切实可行的建党方法。我确信，用这种方法建党，共产国际也会欢迎的。
我认为，先由我们培养出来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建立党组织，不断地加强它的作用，在我们所到之处都扩大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就能既保证对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又能圆满地履行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
只要不在中国境内另设我们的党中央去同中国共产党并存，就不会有同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发生矛盾的问题了。
我们确定了这样的思想，在卡伦会议上提出了建党方针，并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
建立革命的党组织，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
因为朝鲜没有党，端川农民暴动的领导者们为征求策略问题上的意见，甚至找到共产国际去了。如果朝鲜有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革命政党，有老练的领导力量，他们就不会花路费去找共产国际的。
本世纪30年代初叶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论其深广，远非往日的反日斗争所能比拟。
我们的斗争也比初期大大前进了。活动范围超出吉林，远远地扩大到东满和北部朝鲜一带。原来只限于青年学生运动的我们的革命斗争，以地下活动的方式渗入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中去。等到积累了经验，军事政治上的准备成熟了，就需要组织常备的革命军队，以大部队的力量去开展积极的游击战争，但共青同盟是承担不了这一切领导工作的。过去，共青同盟领导各群众团体，是一个过渡现象，不能成为永久的做法。
如今，必须建立一个党了，需要由这个党去掌握和领导共青同盟等各群众团体，全面领导民族解放运动，需要由这个党去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去同共产国际做工作。打着共青同盟这个牌子，是不可能圆满地同共产国际进行工作的。
早先的共产主义者们都说自己的一派是“正统派”，都要求承认他们，闹得共产国际也弄不清头绪。共产国际逐渐认识到，在朝鲜除非完全消除宗派，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为了清除宗派，建立新的党，就需要有不搞派系斗争、没有掌权野心的新的一代登场。于是，他们开始注意我们的斗争，并为同我们取得联系，从各方面建立了渠道。
我们通过多年的革命活动，奠定了能够建立新型革命政党的基础。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在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建立与早先的党不同的新型革命政党的出发点。一切都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开始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发展成为反帝青年同盟，进而又发展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
共青同盟培养的我国革命的骨干部队、反帝青年同盟打下的我国革命的群众基础，成了建党的基础。共青同盟成立后，在它作为强有力的先锋组织领导革命运动的日子里，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克服前一代共产主义者们所犯的错误，在争取群众和领导艺术方面开辟了新的境地。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发扬的英勇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的战斗气概，成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原动力，成了我们党的灵魂和气概。
新一代共产主义者的活动的一个高峰，是以卡伦会议为契机，创立了朝鲜革命的指导思想。卡伦会议的决定阐明了，共产主义者在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共青同盟纲领的道路上应当作为原则的战略。它成了建立新型政党的思想基础，成了长期以来在失败和挫折的阵痛中摸索前进道路的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方针。
指导思想、领导核心、群众基础，可以说是建立党组织必不可少的因素。我们具备了这三种因素。
1930年7月3日，在卡伦的进明学校教室里，由车光秀、金赫、崔昌杰、桂永春，金园宇、崔孝一等同志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当明没能参加会议的金利甲、金亨权、朴根源、李济宇等同志以及内定为朝鲜革命军队长的李钟洛、朴且石等，也都是第一个党组织的成员。
进明学校坐落在离村庄有500米左右的贾家屯前面的平野上。学校的东边和南边有一片五六町步的柳树甸子，中间有一条叫雾开河的小河绕过学校朝东南方流去。学校的东边沼泽地一直连到村庄。能来往这所学校的通路，只有西边的一条路。只要把好路口，在学校里干什么，外边都不会知道，如果发生危险，就可以穿过柳树甸子逃出去，保证连踪影都找不到。
那天晚上，我们在这所学校开会，在可能出现密探的西边关口设了好几重岗哨。水田里的蛙鸣彻夜不停，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仿佛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建立第一个党组织时留下的印象中，令人难忘的是金园宇挺费劲地把一杆红旗立在讲桌旁的事。那面旗帜的鲜红颜色，反映了我们要为革命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决心。
就是现在，一提到第一个党组织，我就联想到进明学校，想起进明学校，那面斜立在讲桌旁的红旗就浮现在眼前。
那天，我没做长篇讲话。关于建立第一个党组织的问题，在卡伦会议期间已多次进行了讨论，没有必要再具体说明它的宗旨了。
我只提出了党组织的成员必须执行的几项任务：扩大基层党组织，树立统一领导这些基层组织的体系；巩固队伍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统一和同志式的团结；牢固地奠定革命的群众基础。同时强调了完成这些任务的途径：党组织在一切活动中必须坚持自主立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与反日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我们没有另行制定党的纲领和章程，因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已经明确地规定了我们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和当前的斗争任务，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和战略方针，具体地阐明了我们应走的道路和应遵守的行动规范。
我们给这第一个党组织起了“建设同志社”这样一个极平凡的名称。这个名称包含着我们的远大抱负和意志，那就是从寻找同志开始迈出了革命的第一步的我们，要继续不断地争取能够生死与共的同志，团结他们去推动革命深入发展，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加入建设同志社的同志们都站起来，满腔激情地吐露了亢奋的心情。金赫吟诵了即兴诗，大致内容是：“启航了。我们的船驶离了港口。我们将摇橹前进，冲过惊涛骇浪驶向远海。”
金赫的诗朗颂结束，崔孝一站起来讲了话。讲话结束时他对我说：
“成柱，如果这里不是教室，是山里，我真想放几响礼炮作纪念！”
我对他说，同日本鬼子较量的日子不远了，到那时候再尽情地放好了。当时，我们真想开大炮而不是开手枪，好好庆祝第一个党组织的成立。我们建立起自己的党组织，作为朝鲜的党员，在时代和历史面前严肃地发誓要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生，当时的激动和自豪，真是语言难表，文字难绘。15年后，在解放了的祖国建立了我们党之后，我回到尚可闻到我儿时的气息的旧居，躺到铺着草席子的炕上，放下一切心事的时候，不由得感怀万千地回忆起了在卡伦建立第一个党组织的情景。
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它是我们党的幼胎，是我们党的种子，它在组织和扩大基层组织方面具有母体的意义。自从第一个党组织建立以后，我国革命就由没有沾染宗派习气的，白纸一样纯洁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来领导，从胜利走向了胜利。从此，朝鲜共产主义者建立自主的政党的斗争，就随着抗日大战的滔滔洪流，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此后，我们把建设同志社的成员派到各地去，在豆满江沿岸的北部朝鲜一带和满洲各地建立的党组织。
我承担了到国内建立党组织的工作。1930年秋，我到了受我们影响较多的咸镜北道稳城郡，在那里建立了国内党组织。
我们年轻的党组织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一向站在群众的前头，开辟了抗日战争的进军路，并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成了钢铁的先锋队，博得了群众的爱戴和绝对信任，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
我们在依靠自己独立的组织开展活动的同时，还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共同进行了工作。我们朝鲜共产主义者，从朝中两国人民历史长久的善邻关系和两国所处的相似的境遇、两国革命者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共同点出发，始终一贯地支持了中国革命，为维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进行了斗争。每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解放本国人民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就像自己的事一样高兴；当他们遭到一时的失败或发生波折的时候，我们就同他们一起感到痛心。
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开展活动，不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就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帮助，就不能牢牢地维持反帝联合战线。
我们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也同满洲省委下属党组织里有许多朝鲜人的情况有关系。东满特委里也有许多朝鲜人，东满地区的县党委员会和区党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朝鲜人，从党员比例来看，朝鲜人占90%以上。他们在东满地区党组织里，起了主导作用和骨干作用。
在满洲地方，朝鲜人党员所以多，是因为在间岛地方开始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大多数是朝鲜人。
我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满洲以后。
在华成义塾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时候，和在吉林、五家子等地进行活动的时候，我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联系。
本来革命并不是有谁叫你干才干的，而是根据自己的信念和目的自主地进行的。从这种要求出发，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创立了革命的指导思想，独立自主地组织了我国革命的最初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霸占满洲所造成的新的形势，和日本帝国主义已成为朝中人民共同敌人的新的环境，使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成为成熟的要求。
1931年冬的明月沟会议前后时期，我住在曹亚范的家里，第一次开始同中国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曹亚范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和我一起做过共青同盟工作，后来在和龙地区一面教书一面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后来我组织了游击队，在汪清等地进行活动的时候，同担任宁安县党委的负责职务、兼管东满地区的王润成取得了联系。童长荣从大连被派到东满特委时，我又同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我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干部进行活动。童长荣牺牲后，我又同魏拯民取得了联系。另外，我还同共产国际巡视员潘同志也取得了联系。
我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时期保持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关系，这对扩大抗日联合战线，发展共同斗争作出了贡献。
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联系下发展了共同斗争，这是主动的、灵活的措施，符合当时朝鲜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在别国土地上进行革命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也符合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制的要求。我们积极发展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共同斗争，同时始终一贯地坚持并胜利贯彻了朝鲜解放的旗帜，朝鲜革命的主体路线。对于我们的这种原则立场和真诚的努力，中国战友们真心赞扬说，这是革命的民族义务和国际主义义务正确结合的生动典范。
朝鲜人民的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同中国共产主义者一道参加了艰苦卓绝、考验重重的抗日大长征。
1963年，崔庸健同志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曾在沈阳设宴祝贺他的生日，作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祝寿讲话。周总理指出，在开拓东北革命方面，朝鲜同志起了主导作用。所以说，中朝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是永恒的。抗日联军是中朝人民的优秀儿女联合起来的革命武装力量。
在开拓东北革命方面，朝鲜人的功劳很大，对于这一点，杨靖宇、周保中、魏拯民诸同志也常谈及。
因为我们无私地支援了中国革命，所以，只要是我们的事情，中国人民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全心全意地帮助了我们。
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后，我们在游击队里建立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员会。这是在卡伦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扩大发展的结果。在那以后，我们的自主的党组织深入到祖国光复会的国内组织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以及各农民组合和劳动组合，扎下了根。
我们凯旋祖国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建党工作，这是因为在长久的抗日革命的日子里，通过实现建党大业的斗争，取得了成果，积累了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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