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 |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的日子里 | | 革命诗人金赫 | | | 革命，是从寻得同志开始的。
资本家的资本是钱，而革命者的资本是人。如果说，资本家是以钱为资本去筑成致富之塔的话，那么，革命者则是以同志为资本去变革和改造社会的。
青年时代，我曾有很多同志。他们当中，有基于人情相交的至友，也有在斗争中志同道合而成了同志的。那一个个同志都是用亿万金钱也换不到的宝贵的人。
被我们的后代称之为革命诗人的金赫，便是这些同志中的一个。金赫是在我青年时期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人，他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可是我至今仍不能忘记他。
我和金赫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夏天。
那天，刚上完汉文课，我正和尚钺老师在走廊上说话，权泰硕跑来告诉我有客人来找我。他说，是个没见过面的生人，正和戴眼镜的车光秀站在大门那边等着。
我跑去一看，果然，有个面容像女人一样秀气的阳生青年，手提一只皮箱，正和车光秀站在一起。他就是车光秀时常向我提起的才子金赫。他没等车光秀向我介绍，就很随和地向我伸出了手，握着我的手说：“我是金赫！”
我也握住他的手，作了自我介绍。
我对金赫有格外亲切之感，这和车光秀常向我介绍他的情况有关；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脸长得很像金园宇。
“你把金赫兄请到宿舍去等我一个小时，我下了课就来，好不好？如果是别的课，我可以旷一堂课，可巧是尚钺老师讲的文学课。”
我向金赫求得谅解后，托车光秀替我陪他。
“噢，尚钺老师的文学课，人人都听入迷了。成柱，你是不是也像金赫一样要当一个文学家呀？”
车光秀扶了扶眼镜架，开玩笑说。
“难道我这个金成柱就不能当文学家吗？依我看，干革命还非得懂文学不可哩。你说呢？金赫兄，是不是这样？”
金赫一听我这话，几乎欢喜得叫起来：
“来到吉林，这才听到一句令人耳目一新的话哩。如把文学撇开，还有什么革命好谈。革命本身就是文学的对象，又是文学的母体。那位文学老师那么叫人倾倒，那我也想见见哩。”
“那，后日我给你介绍就是了。”我说。
我跟金赫说过这句约定的话以后，就到教室去了。
我听完课出来，车光秀和金赫还在校门前一面等我，一面谈论着不变资本如何，可变资本如何。
两个人话声中都洋溢着热情，那热情自然地也传到我身上。我想起车光秀极力称赞金赫是天生的热血男儿的话，心里不由得为得到又一个好同志而高兴。
“我不是让你们到宿舍等我吗，怎么还在这里呀？”
金赫眯起一只眼，望着阳光金灿灿的高空，说：
“这么好的天气，像蟑螂似地蹲在屋里干什么？干脆到吉林市街上走走，边遛边谈，谈他一整天。”
我说：“常言说，就是金刚山（朝鲜山名，景色秀丽——译注）也是饭后的景致。我们何不吃完午饭，再到北山，或江南公园去。金赫兄不远千里从上海来找我们，对初到的人连饭都不请吃一顿，岂不是过于怠慢了。”
金赫说：
“来到吉林，见了成柱同志，就是饿他几顿，也不会觉得哩！”
金赫不仅是火热性子，言行也豁达。
那时，不巧我手中没有钱。因此，我把他们带到三丰旅馆，到那里就是拿不出钱，他们也会欢迎我们。开那个旅馆的人，心地善良，而且冷面做得很好吃。到了旅馆，我向那家大婶说明了情况，于是她给我们端来了六碗冷面，一人两碗。
金赫在我寄宿的房间里和我整整谈了三个通宵。第四天，他为了了解吉林一带的情况，到车光秀所在的新安屯去了。
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了他是具有火一般热情的人。如果说，车光秀是个风风火火的人，金赫就是个火一般热情的人。平时，他像女孩子一样温存安静，可是给他一点冲击，他就会热情奔放，不可抑止。他也和车光秀一样，是走遍东洋三国，饱尝人间酸甜苦辣的风云人物，但为人高洁。和他谈过话以后，便知他见识广，理论水平也高。尤其对文学和艺术，造诣很深。
我们就文学和艺术的使命谈了很多。他力主文学和艺术应该成为对人的颂歌。后来，他在“吉林风”的熏陶下，把自己的见解发展了一步，说文学、艺术要成为对革命的赞歌了。你的文学观很有革新的意味。我们考虑到他的这种长处，有一个时期，把很多与群众文化启蒙工作有关的任务都交给了他。因此，他常去指导演艺宣传队的活动。
因为金赫很会作诗，有些同志叫他“鲍狄埃”，也有管他叫“海涅”的。金赫真地对鲍狄埃和海涅给予了比任何其他诗人都高的评价。我国的诗人当中，他最喜欢的是李相和[5]。他喜欢的诗，也是以革命为题材的、激昂慷慨的诗。奇怪的是，在小说方面，他更喜欢抒情色彩浓的罗稻香[6]的作品，而不是倾向性强的崔曙海[7]的作品。
我们从金赫这种情趣中感到世间的情理，的确有它的奇妙难测之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结合得很融洽的现象是多么多呀。车光秀把这种现象作了个恰当的比喻：“阴阳结合”。他说，金赫的例子就是阴和阳和谐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学个性。
金赫尽管投身于艰巨、复杂的革命工作，但还是抽空不断写出了出色的诗作。参加我们组织的吉林女学生们，喜欢把他的诗抄在手册里吟诵。
金赫不像别人那样在创作时写了又涂，涂了又写，而是从头到尾，全在脑子里修润。他认为再无须改动时，就一拳敲在桌子上，奋笔疾书，一挥而就。
我们知道他拳壮举一敲桌子，就有一篇诗出世，所以一见他敲桌子，就高兴地说：“金赫又下了一个蛋（诗）。”金赫的诗一脱稿，我们大家就把它当作一件喜事。
金赫曾有一个名叫承少玉的俊美的爱人，是共青同盟的成员。她身材苗条，相貌可爱，还具有为了正义不怕上断头台的气概和胆量。她对共青同盟生活非常忠城。
在进行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斗争的那年秋天，我听过她在街道上作宣传演说，讲得十分带劲。
最喜欢把金赫的诗抄在手册里，随身带着，随时吟诵的就是承少玉。她对朗诵诗、唱歌、作演说，都很拿手，加上她不管是什么季节总是穿白袄黑裙子，所以一提起承少玉，吉林市的青年几乎没有不认识她的。
金赫一向满腔热情地感受生活，而且把生活诗化了。他的爱情生活也很炽烈。青年共产主义者搞革命，也谈变爱。不像有的人说的，好像共产主义者没有人情味，没有人的生活，没有人间爱情。说这种话的人是对共产主义者毫不了解的人。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找到了爱情；在枪林弹雨中，建立了家庭。
一到假期，我们就把几项群众工作任务交给金赫和承少玉，把他们派到承少玉的家乡孤榆树去。
他们乘着做群众工作的间隙，常到柳树葱茏茂盛的伊通河畔散步或钓鱼。金赫钓鱼，承少玉就帮着把钓上来的鱼摘下来，再把鱼饵穿在钩上。在景致优美的北山和松花江畔以及伊通河畔，他们的爱情也和革命一道日益成熟了。
然而，不知是什么缘故，承少玉的父亲承春学，对他们相爱不大高兴。承春学是三光学校的前身彰信学校的创办者，又是校长。他曾到苏联去过几年，在滨海省读过书，因此，在当时来说，可算是相当开明的人物了。当我们到孤榆树，把彰信学校改造成三光学校，把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群众组织改编为共产主义组织、革命组织的时候，他最先对我们所做的工作表示理解，并积极地帮助了我们。
像承春学这样的人，竟对他俩的相爱持冷谈态度，金赫虽是男子汉大丈夫，也不免感到有些惶恐。
承少玉的母亲对金赫倒是称心的，认为金赫将来是个好女婿，所以对他俩的关系持默认的态度，而且在丈夫面前尽量庇护他们。后来，承春学经过对金赫较长时间的仔细观察，知道了他是出色的革命者，终于随了女儿的意思。承春学允许他们订婚那天，金赫和承少玉照了相。那时，承少玉家还有照相机。
当金赫牺牲的消息传来，承少玉完全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她甚至想投河自尽，我们的同志们好容易才把她从伊通河畔拉回来，使她镇静下来。
承少玉在那以后，仍全心全意地参加革命活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的作者崔一泉丧偶后，承少玉嫁给了他。宁愿做继母抚养别人生的孩子，也要同跟金赫一样的革命者度过一生，这是她作为女性的理想。
金赫的火一般的性格在革命实践中，表现为火热的忠诚。他是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忠诚的革命者。他比我大五岁，曾到日本读过书，但他从不表现自己，总是诚恳地接受我们交给他的任务。因此，我格外珍重和爱护金赫。
1928年夏，金赫同车光秀一道在柳河县一带进行活动。就是在这个时期，由他们指导，在孤山子东盛学校办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特别班），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那时，金赫讲授人类进化史、世界政治地理、文学和音乐科目。他在孤山子的青年学生中是个大红人。
当我出狱后向东满方面出发时，金赫往返于孤榆树和吉林之间，执行组织分派的任务。就在我去敦化时，我们用书面交给了他一项任务，让他去指导江东、吉林、新安屯的革命组织，同时为出版新刊物做准备。
过了一些时候，我在敦化办完事，回卡伦的途中去找金赫，见他正扎扎实实地执行我们交给他的任务。当我向他谈及我在狱中酝酿成熟的问题和要到卡伦去做的工作内容时，他兴奋地要马上和我同去卡伦。我告诉他，先别急着去卡伦，把任务完成后再来。金赫感到很遗憾，但是他还是按照我的话，在新安屯促进了新刊物出版的准备工作后，才到卡伦来。
卡伦会议以后，我们全面地加紧进行发行新刊物的筹备工作。新的革命路线提到了日程上；组织和动员群众将其路线付诸实现的第一个党组织诞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一个能够起到思想代言人作用的刊物，便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金赫很了解这种情况，因此他到卡伦后，通宵达旦地赶写稿子。根据他的提议，把新出的刊物定名为《布尔什维克》。
我们计划，先以杂志形式出版《布尔什维克》，借此用革命思想牢牢地武装群众，等到有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后，逐步改成报纸形式，印发份数也要逐渐增加。1930年7月10日，《布尔什维克》创刊号问世了。
我们这个杂志分发到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各支部、各反日革命组织、朝鲜革命军各小组，还发到我们掌握的学校当教材用。那份杂志上，还登载了解释我在卡伦做的报告的文章。《布尔什维克》在介绍和宣传卡伦会议方针方面，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起初一个时期，《布尔什维克》以月刊形式出版，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读者的要求，改成了周报。
金赫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任总编辑，几乎每天都通宵地写稿子，直到离开卡伦。他那火一样的热情，没有让他平静地休息一下。
1930年8月初，他作为朝鲜革命军小组负责人被派到哈尔滨去了。在这以前，他主要在吉林、长春、柳河、兴京、怀德、伊通一带活动，哈尔滨对他来说是生疏的地方。我对这个城市也没有什么了解。
我们在吉林时就重视哈尔滨的工作。这个城市的居民，工人阶级居多。要想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就要大胆地到长春或哈尔滨那样的大城市去培养我们的力量。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和反对军阀攻击中东铁路的背信弃义的反苏行为的斗争过程，说明哈尔滨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的革命性是很强的。到这样的地方去，如能部署好组织线，就可以把很多群众团结到组织里来。
我们所以重视哈尔滨，再说是因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处在那里。我在吉林毓文中学组织的共青同盟曾接上了关系的共产国际所属的共青组织，也在哈尔滨。要想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我们就必须在这个城市开辟自己的渠道，以便随意出入这座城市。
把金赫派往哈尔滨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哈尔滨一带扩大我们的组织，同时也为了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金赫欣然接受我们交给他的任务，当时，他那显得非常兴奋的面孔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金光烈（金烈）给他写了去共产国际的介绍信。
金赫出发时，久久地握着我的手不放。他对我们交给他的任务，从不计较轻重，总是怀着火一般的热情去完成；可是每当他为单独出去执行任务离开我们时，又总表现出深深地惜别之情。他不管做什么，喜欢很多人在一起干，最不喜欢孤独。
有一次，我问他，一个诗人时常体验孤独的心境，对磨练文学修养是没有坏处的，为什么你那么惧怕孤独？金赫坦白地说，过去满腔郁愤，像浮云一样游历四方时，孤独曾是个贴心的旅伴，可是自从结束了那种生活，就不喜欢它了。他说他在江东过了几个月孤独的生活，来到卡伦和同志们在一起熬夜工作，正在兴头上，又要分手了，他感到很惋惜。
我握住他的手，像哄孩子似地说：
“金赫，还不是因为要干革命才有这样的离别呀。等你从哈尔滨回来，咱们一同到东满去工作吧。”
金赫苦笑一下说：
“成柱，哈尔滨的事你别担心。无论如何，我要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笑着回到同志们身边来。以后到东满去时，要最先叫我同去。”
这就是我同金赫的最后离别。
同他分手后，我自己也不禁感到惆怅。
我们的组织线是从1927年末开始伸向哈尔滨的。当时发生过这样的事：有几个在吉林第一中学勤工俭学的学生，同讲课时侮辱了朝鲜民族的反动的历史教员大闹了一场以后，逃往哈尔滨。在那些学生中有几名受我们领导的留吉学友会成员。
我们把到哈尔滨建立组织的任务交给了他们。他们以在哈尔滨学院、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哈尔滨医专读书的朝鲜青年学生为中心，组织了朝鲜人学友亲睦会和读书会。1928年秋，以这些组织的骨干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哈尔滨支部。1930年初，组织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哈尔滨支部。每当假期，我们派韩英爱去指导哈尔滨的组织。当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席卷满洲的时候，哈尔滨的青年学生起来响应，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斗争，就是因为那些组织发挥了作用的缘故。
哈尔滨的革命组织中，朝气蓬勃的青年挺多。现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徐哲同志，那时就曾在哈尔滨共青同盟支部工作。
由金赫负责的朝鲜革命军小组到达哈尔滨时，那里的空气非常紧张。当时的情况，是连学友亲睦会、读书会那样的合法组织也要被迫转入地下。共青同盟等非法组织必须彻底伪装起来。
金赫同哈尔滨的同志们一起，讨论了保卫组织、保护组织成员的办法。根据他的意见，这个城市的所有革命组织，都分散成许多个组，更严密地转入了地下。金赫和武装小组成员一道，深入码头工人和青年学生等各界群众，积极地解释卡伦会议方针。他以熟练的组织手段和胆量，教育青年，扩大组织，同时还大力推进了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准备工作和筹措武器的工作。他避开敌人严密的监视网，同共产国际联络处也接上了关系。
金赫在整顿和提高哈尔滨的工作方面，立下了很大功劳。他作为担当一个区域革命工作的负责人，走遍了整个城市，蓬勃地开展工作。不料在哈尔滨道里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他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他和敌人开枪拼杀，最后他下定决心自杀，从三层楼上跳了下去。但是，他那铁铸般的肉体没有听从意志的指挥，反倒使他被敌人捉去。敌人把他押到旅顺监狱，施以种种迫害和非刑拷问，在敌人残酷折磨下，他终于牺牲在监狱里。
金赫和白信汉一样，是在我们革命队伍中，为祖国和民族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的第一代的代表性人物。
在一个革命同志贵于千金的那个时代，我们失去了像金赫那样出色的革命才子，是对革命的令人心痛的损失。我听到他被捕的消息时，几天没能入睡。后来，我到哈尔滨时，曾在他留下脚印的街巷和码头踱着步，低吟他生前创作的歌子。
金赫和车光秀、朴勋一样，为摸索朝鲜的前进道路，遍历他乡，终于和我们携起了手。当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亭子间，寄人篱下，长吁短叹度日的时候，是车光秀写信给他，介绍了我们的情况。车光秀在信中写道，不要在上海虚度年华，到吉林来吧。只要你到吉林来，就有你所寻找的领导人，既有理论也有运动。吉林是你的理想所在之地。……车光秀给他去了三四次这样的信。金赫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这里。他和我们见过面后，在吉林转了几天，然后找到我，有力地握住我的手说：“成柱，我要在这里抛锚。我的人生要从现在开始。”
据说，车光秀和金赫是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成为莫逆之交的。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建立共青同盟那天，他流着泪领唱《国际歌》的情景。
那天，金赫握着我的手说：
……我在上海时，曾同中国学生们一起参加示威游行。我见他们呼着反日口号行进，牵动了我的心，便投入了游行队伍。示威遭到挫折，我回到住所，翻来覆去地想，现在该怎么办？明天该做什么？因为我不属于哪个党派或组织，是个无掌派青年，所以没有人告诉我要在哪里集合，也没人指示或跟我说，明天要在哪里，怎样进行斗争。……
我参加示威时，心里想，当我泄气时如有人喊着叫我前进，该多好！示威游行结束，要回家时，如有组织和领导人指示明天要怎样行动，那有多带劲！当我中弹倒下时，如有同志抱着我，挥泪叫喊，“金赫”“金赫！”我该多么幸福！我参加的示威队伍如果都是朝鲜人，是朝鲜的组织，又该多么好！当我朝向敌人的枪口前进时，这种想法始终都凝结在胸间。来到吉林，我找到了好同志，这就够幸运了。今天又加入了共青组织，真不知怎样表现我内心这种骄傲和自豪。
金赫的这一席话是毫无修饰的真情。
他常说，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就是找到了好的同志。正因为他有这样一种人生体验，所以他才创作了《朝鲜的启明星》那样的歌，并把它曾及到革命组织中去。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支歌。我到新安屯去，才听到那里的青年唱这支歌。
金赫背着我，和车光秀、崔昌杰等同志商量后，便在吉林一带普及了这支歌。当时，我对他们把我比做启明星，甚至编歌来唱这件事，曾严加责备。
在《朝鲜的启明星》这支歌得到普及的那个时期，我们的同志连我的名字也改称一星了。他们自己给我起了这样的名字，根本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就“一星”、“一星”地叫起来了。
和同志们一道提议把我的名字改为金日成的是边大愚等五家子的志士和崔一泉等青年共产主义者。
这样，人们以“成柱”、“一星”、“日成”这三种名字来叫我了。
幼年时节，叫曾孙。那是因为，那时曾祖母在世，她叫我曾孙，于是一家人都跟着叫起“曾孙”、“曾孙”了。
我认为父亲给我起的本名是很宝贵的，所以不喜欢人家给我起别的名字来叫我。尤其是，把我比做星辰或太阳，对我这样的年轻人弄些不相称的名堂来拥戴，我是绝不允许的。
然而，我们的同志不管我怎么责备、怎么说服，也不管我高兴不高兴，就是喜欢用金日成这个名字。
1931年春，我在孤榆树被军阀逮捕，在牢里呆了20天左右，那时金日成这个名字第一次登在公开的出版物上了。
可是，直到那时，认识我的大部分人都按过去的习惯仍叫我成柱。
后来到东满开始武装斗争以后，同志们开始只用金日成这一个名字来叫我。
同志们就这样又给我起新的名字，又作歌来歌唱我，把我拥戴为他们的领导者。他们是那样尽心意地拥戴我。
我年轻，斗争经历也短，可是他们全心全意地推举我，那是因为他们从过去由于没有统一团结的中心，各党各派各自以英雄豪杰自居，专事派系斗争以致葬送革命运动的前一代的运动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是因为他们痛切地省悟到，要光复祖国，两千万民众必须同心同德抱成一团，要使两千万民众团结成一体，就必须有领导的中心、统一团结的中心这一真理。
我热爱和永不忘记金赫、车光秀、崔昌杰等同志，并不是因为他们作歌来歌颂我，拥戴我当他们的领导人，而是因为正是他们开辟了我们民族热切盼望却未曾实现的统一团结，即我国人民的骄傲、光荣、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源泉——真正的统一团结的先河；因为他们是用鲜血开辟了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实现领导者和大众的一心同体的统一团结的新历史的先驱。
和我一道进行了革命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从未因争权夺位而在队伍中造成不和，也从未因意见分歧而破坏我们当作生命的统一团结。统一团结，曾是在我们队伍中识别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正因为如此，他们即使被拉到监狱和绞形架上，还是用生命捍卫统一团结，而且把它作为瑰宝传给下一代共产主义者。
这就是他们的最大的历史功绩。拥戴领导者，以领导者为核心实现了统一团结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崇高、优美的灵魂，是产生今天我们党称为一心团结的统一团结的伟大的传统。
自从青年共产主义者拥戴领导者，同心同德地团结在领导者周围开展革命斗争以来，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始谱写新的篇章，给过去由于派系斗争弄得混乱不堪的历史打上了终止符。
金赫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那为了革命，熬夜、挨冻、挨饿，奔波于风雪大作的满洲旷野的情景，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如果他现在仍活在我们身边，他会做很多的工作。当革命面临严重考验的关头，我就怀念那时全身燃烧着爱国热情，在斗争中使自己的青春发光的亲密的同志金赫，为他过早地去世而感到痛惜。
我们为了把金赫的形象永远传给后代，在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的最前排立了他的半身像。
金赫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除了我，当时和他一起斗争过的同志们全不在世了，所以没人知道他的相貌。因此，在雕他的半身像时，我们的雕刻家付出了很大的辛劳，金赫的相貌是根据我所说的雕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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