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 | 第六章 考验的年代 | | 最后的容貌 | | | 我们部队加紧做远征的准备。有一天，哲柱弟为见我，来到小沙河。当时，反日人民游击队在小营子岭袭击了日本指导官率领的伪满军运输队的消息，越过安图境界传到敦化、延吉地区。这一场胜仗成了到处谈论的话题。松江、大甸子、柳树河子的革命组织，为了解小营子岭战斗的实况，派人来到小沙河。
起初我以为弟弟也是为那事来的，没有怎么介意。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他对小营子岭埋伏战连一句也没有打听，只是默默地看队员们的制式训练，又到指挥部隔壁的房间，帮着准备远征的队员打草鞋，直到晚上。草鞋是指挥部指定的远征备用品之一。
这时，我猜想，哲柱来小沙河，可能是为了帮助远征队做准备工作。我去村里见农民组织负责人回来时，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哲柱正等着我。他对我说，他要回家去了。
我对他说，既然来了，就一起吃顿晚饭再走吧，可是他执意要走。弟弟好像有话要说，可又不说出来，只是以异常的表情，不安地观察我的颜色。
于是，我直感到，他来小沙河不是为帮助远征的队员做准备的，而是另有缘由。如果是必须告诉我的事，那就是，不是关于母亲的，就是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到指挥部去，陪着哲柱走到村口，直截了当地问他：
“是不是土器店沟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的土器店沟，就是指的家。不知为何，我有点怕说出家这个词。
“没有，什么也没有。”
哲柱回答着，勉强装出了笑容。他很会演戏，而且很幽默，所以他满可以做出笑容骗过我的。可是，我看出他的笑里藏着悲哀，而且面容很快变了形。他尽量不正面看我的脸，视线越过我的肩头，凝视着遥远的天空。
“发生了什么事，就痛快地说吧。你不说，就那么走掉，难道我不会担心吗？别吞吞吐吐的，快说吧。”
哲柱长叹了一口气，勉强开了口：
“妈妈的病势好像又重了些。两天了，一点米粒都没沾口。”
弟弟这句话像一声霹雳冲击了我的耳鼓。我一听母亲不进饮食，顿时头一阵昏晕。母亲近来常闹病，我是知道的。
我们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母亲很少闹病。可是，到了抚松，父亲去世，我到吉林市上中学以后，母亲时常受疾病折磨。哲柱有时来信告诉我这些事。
起初，我接到那些信，猜想母亲会不会是得了地方病。抚松地方的人有很多患地方病的。据说得了这种病，手会钩曲，手指骨节变粗，还生喉病，丧失劳动能力不说，生命也过不了30年。父亲去世后，吴东振曾到抚松劝我母亲搬到吉林市去，他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不叫母亲受这地方病的害。
那时，我放假后回家，看见母亲不是得了地方病，而是因过度劳累而病倒的。我想到母亲一辈子都过着无休止的劳苦生活，过度的劳累终于损害了她的健康，心中禁不住难过。但因为不是可怕的地方病，多少放了点心。
母亲到安图后，因为心口疼，受尽折磨。那时候，把心口疼叫做“瘕”，母亲自诉，心口好像有一大块东西直往上顶。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胃癌。
医生们下诊断是“瘕”，但没法子治。母亲的病百药无效。一犯病，就躺下，禁食或喝几口稀米汤，这就是唯一的治病方法。
为了给我母亲治病，我的朋友们从各方面作了努力。凡是搞共青工作的我的朋友，都给我母亲送来了药。看到报上登的广告，凡估计对治母亲的病有益的，就不管它价钱多少，买了打邮包寄来。吉林、沈阳、哈尔滨、龙井等地都有这种邮包寄来。
安图地区的中医师也为给我母亲治病，不辞辛苦。大沙河的中医给我母亲治病还不收费。
我看着哲柱充血的眼睛和忧郁的表情，意识到母亲的病情十分严重。我问弟弟，家里有没有粮，他说米缸已经见底了。
第二天，我拿同志们给我的钱在小沙河买了一斗小米朝土器店沟出发了。我估计一斗米，三口人（母亲、哲柱、英柱）能吃一个月，再说，有一个月时间，我们也可以从南满回来。
一斗粮约有15公斤，拿那时我家的情况来说，连粥都饥一顿饱一顿的，有了这些粮食算是了不起了，简直够办一桩喜事了。
可是，我觉得这点粮食太少了。挎在肩上的带子虽然把肩膀勒得挺疼，我却不觉得它重，要和母亲给予我的爱相比，它实在是轻如鸿毛。
过去，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了十三道倡义队长李麟永的故事。这个人被推举为十三道倡义队长的过程，确实是戏剧性的，而且值得后人从中吸取教训。当关东（朝鲜东部）义兵长们为推举他做义兵部队的领导人而去找他时，他正在护理弥留的老父亲。那时，李麟永说，义兵可以由别人来指挥，可是父母一去就不能再见，我怎能丢下不知何时瞑目的老父，离家而去？我不想成为不孝之子。于是他推辞了他们的请求。直到第四天，才不得已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全国的义兵都争先恐后地投到李麟永的麾下，人数达到8000之多。不久，许为，李康年的部队也来汇合，倡义军由8000增至1万名。用小铳武装起来的3000名旧韩国军也投来了。
全国义兵长们把李麟永推戴为十三道倡义队长，在他的指挥下向汉城挺进。义兵的最终目的，就是打进汉城一举推翻统监府，废除保护条约。
按着这个作战计划，义兵部队正一步步逼近汉城时，李麟永因老父去世，把指挥一事交给了别人，自己赶回老家奔丧去了。他的回乡和先遣队许为吃败仗的消息，使义兵士气大伤，进而招致了部队瓦解的悲惨局面。
我在搞学生运动的时候，在吉林，同留吉学友会的成员就李麟永因父丧回乡的问题进行过争论。
那时，有很多同学非难李麟永，说他是没有灵魂的义兵长。他们气愤地说，身为统率一万大军的义兵队长，面临进攻汉城这样的大事，竟为父丧回乡，那叫什么男子汉，算什么爱国者。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难李麟永。也有几个人袒护他。他们说，因父丧回家治丧，是应该的、很自然的，还把他捧为孝子。
现在，我们把忠于国家，孝敬父母的人称为孝子，可是，那时，只要为父母尽孝，就称为孝子。
我反驳说，李麟永的行动不能成为真正的孝子的典范。
“要同样地爱国爱家，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孝子。只重视家庭，忽视国难的人，怎么能称为孝子呢！现在，应该改变对孝道的儒教式的价值观了。如果李麟永尽到自己的责任，达到目的后，再到父亲的墓前祭奠叩拜，那么，他的名字就会在后代面前大放光彩的。”
这是向那些封建道德和儒教式孝道观渗入骨髓的人们掷去的炮弹一般的宣言。
留吉学友会成员分成两拨，有的说，成柱的话有参考价值；有的说，没有参考价值，争论很尖锐。对现在我们的社劳青盟员和少年团员来说，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可争论的简单而又明白的问题。但是，在那时，却是一个很难断定哪个对、哪个不对的相当困难的问题。全国人民都一致地认识到又爱祖国，又爱家庭，才算是真正的孝道，并把它当做一种信念，这是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和血泪斑斑的体验才形成的。
我在背着粮袋回家的路上，重新想起了李麟永的这个故事。不知怎么，我又觉得那个倡义队长的做法好像是对的。从过去众人异口同声地责难为没有灵魂的义兵长的行为里，我多少发现了一点点情理，在心里有一点点同情他，对他有了一点点理解，这不能不说是奇怪的事。
一个人因为要干革命，就忘掉家庭，那是很难的，也是不可能的。革命也是为了人，革命者怎么能无视家庭，对父母妻子的命运漠不关心呢。我们一向认为家庭的幸福和国家的命运是系在同一个脉络上的。国家处于逆境，家庭也不得安宁；家庭蒙上阴影，国家的景况也会晦暗。这就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正因为我们持有这样的信念，才为了救出一个战士的家属，毫不踌躇地向敌后派去一个团的兵力，这是战争史上没有前例的。这是只有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才能信守的情义和道德。
初期，我为忠于这种道德尽了努力。出狱后，把活动舞台转移到东满，以敦化和安图为中心来往于各地，这时我时常回家看望，常给母亲带些药去。
不料，我这样做，倒惹母亲生气了。她见我频繁回家，有一次把我叫到跟前告诫说：
“你要干革命，就要专心致志地干革命；你要在家过日子，就要专心过日子。必须选择一样。依我看，家里有哲柱，我们能靠自己过日子。你不用为家操心，最好一心扑在革命上。”
我听了母亲这一席话，以后就减少了回家的次数。自从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后，我几乎没有回过家。
对此，我很后悔。即使母亲是那样告诫我，我仍然应该尽到做儿子的道义。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心痛。对家庭、对国家都至精至诚，这决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离土器店沟越近，我的步子就越快。可是，心却越来越沉重。想到要去见病危的母亲，不禁有些心慌。
泥塘里，芦苇已经长得挺高，随风摇曳。本来这里因为芦苇多，叫芦苇村，几年前住在下村的金秉一开始烧土器卖，使这个偏僻的深山沟大有改变，因此便改叫土器店沟了。
我走过独木桥，向上村走去。眼熟的茅草屋映人眼帘。胡枝子篱笆歪歪斜斜，屋顶的苫草多年失修，很像久不住人的破屋，那就是几年未经男子汉的手修缮的我的家。
我刚打开栅门，还没进院子，房门突然打开了。
“妈妈！”
我大声叫着，向倚着门框坐着、现出笑容的母亲急步走过去。
“我说呢，脚步声好耳熟嘛。”
母亲手摸着卸在廊台上的粮袋子的背带，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心里怕她责怪我老回家，幸好母亲没说什么。
母亲和我互相问着别后的情况。我和母亲说着话，时时留神她的音容和神态，想估摸出她的病情。从外表上看，她和去冬差不多，但可以看出气力已经大减。胸脯也塌了，脖子也细了，鬓角也出现了丝丝白发。我禁不住悲伤地想，那无情的岁月竟这样过早地在母亲脸上留下了令人不禁泪下的痕迹。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漫无边际地谈着：日本军队打到哪里了，游击队今后要怎样行动，和梁世凤先生将怎样携手，在根据地应该做些什么……母子俩一直谈到了午夜。
母亲老是把话题转到政治问题上去。一提到家里的生活和她的病，母亲就敷衍一两句，把话题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使我不得不随着她的意思说话。
我断定，母亲在对我隐瞒自己的病情，这意味着她的病已经很重。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了。这使我心里一阵颤栗，脊梁骨像泼了冷水一样，眼泪直往肚里流。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做早饭吃，饭后和哲柱弟一道上山去打柴。家里的柴禾也只有一两捆。我心想，借回家的机会，多打些柴禾，也许心情会轻松一些。
心里倒是很想多砍些柴，使它能烧几个月，可是山不高，沟不深，枯木也没有，只能砍些灌木。
“哲柱，除了这些，没有更禁烷的吗？”
弟弟见我问他，往上提着土布短裤，回答说：
“不管是什么柴禾，砍上一背架就回去吧。妈知道了又该说你了。”
看他外表像不懂事，可心里挺明白。他一面砍柴，一面老是不放心地往村子那边望。
看他那样子，是在担心妈知道了我们背着她出来打柴。他也知道，妈知道了我为家里的事操心，就不高兴。我一手抓住树枝迅速地挥着镰刀砍起来。
日暮时分，我们才背着柴禾下山。刚走到可以望见芦苇塘的拐角，只见母亲站在院子的一角在等候我们。
我拄着支棍下山，老是沉浸在冥想之中。想到要留下病重的母亲去远征，就感到心如刀绞，眼前漆黑。我们虽然把远征的期限定为一两个月，可是，在这一两个月里，我的命运会怎么样，部队的前程会怎么样，这是谁也不能预测的。
我又想，像从前那样，再搞几年地下斗争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做，我就可以每几个月回家一次，商量家里的事，安慰母亲。是不是这样做才是我做儿子的对一辈子受苦受难的母亲，对内心经受了非同一般的痛苦的母亲应尽的道义呢？祖母刚回家乡没多久，我又离开安图，母亲该多么孤单，她病弱的身体怎么能挺得住！可是，又不能为我个人的家庭问题，取消已经定在游击队一年活动方针里的远征南满的计划。
“嗨，住在这山里还怕没柴烧吗？”
站在栅门边等我们的母亲不高兴地说。
我以笑来代替了回答，擦着汗望着母亲。
“我看你有点变了。在抚松的时候还没那样，在兴隆村倒也没感觉到，你近来怎么越来越为家里操心了呢。”
母亲的声音有些嘶哑。
“隔了好久又闻到野草味，心里怪爽快的。”
我装着没听见母亲的话，若无其事地走进了院子。
那天晚上，我家四口人围坐在饭桌边，这是难得的事。碟子里还放着烤鲑鱼，那烤鲑鱼是别有风味的。我问这是哪里来的，母亲告诉我，是小弟弟怕我来了没菜给我吃，钓了一些鲑鱼挂在房檐下风干的。那烤鲑鱼有手指头一般大，放了一碟，我吃着虽然好吃，却难咽下去，剩了几条。小弟弟睡熟后，母亲欠起斜靠在墙上的上半身，严肃地对我说：
“我看，你不像从前了，有些变了。我可没想到你会背着粮袋来奉养妈。当然你是为我这个生病的妈担心，倒是应该感谢你至诚的孝心。可是，妈不是以此感到安慰的人。在抚松的时候，为了扩大妇女会组织，拉着你的手爬越险山峻岭，难道是为了得到今天这样的安慰吗，还有更大的事等你去做。你应该遵循你父亲的遗嘱。处境还不如我的朝鲜人多得很。不要惦着我，快走你该走的路吧。”
母亲的话充满激情，声音微微发颤。
当我抬起头时，看到母亲咬着嘴唇，说不下去了。母亲的那几句凝聚着她的人生观的话语，像暴风一样震动了我的灵魂，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这是贵如千金的瞬间。
母亲缓了缓气，接着说：
“拿打柴的事来说吧。你若是个没事干的人，那倒也可以……你就当这世上没有妈，没有弟弟，不要再惦记家。你离开家，把革命工作搞好，那我的病也许会好起来的。所以，你要带领部队快些出发。这就是我的心愿。”
我马上回答：
“我一定铭记母亲的话。今晚在家过，明天就到小沙河去，带领部队立刻向南满粱世凤先生那里出发。”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只好把头转向墙角。母亲心里也难过，把放在角落里的针线篓拿了过去，开始给我的军服上衣缀扣子。
不知为什么，这时候我的眼前突然浮现了我父亲葬礼上的各种情景。
那时，母亲没有穿丧服，也没有到坟墓上去。只给我们三兄弟穿上丧服，去行葬礼。吴东振、张哲镐、梁世凤等人为首的独立军，还有我叔叔，数十人跟到墓地去，但我母亲没有去。
父亲去世不久，到了端午节，那时我们缠着母亲要她一起到父亲的坟地去。
母亲却说，我去做什么，你们自己去吧。她为我们准备了祭品，并—一告诉我们，香火要怎么点，酒要怎样敬，要怎样叩拜。我想，她不同孩子们去坟地，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她的眼泪。
母亲总是一个人到父亲的坟前去。只有一次破例，因为李宽麟未能参加葬礼，事后到抚松来，去父亲的墓地时，母亲陪她一起去的。因为李宽麟吊丧时过于悲痛，几乎哭昏了，我母亲还在一旁劝她不要哭。
我母亲是个重感情的人，可是从不流泪。她的性格刚强，作为一个女人是罕见的。我在少年时看到的母亲令人惊异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正因为是这样的母亲，才能这样不顾自身卧在凄凉、寂寞的病榻上，还果断地催促儿子上路，以鞭策儿子的心情说出使我身心震颤的、当作毕生的座右铭的训诫的话语。
我的母亲不是平凡的母亲。我总是说，马东熙的母亲张吉富女士不是平凡的母亲，也是因为她很刚强。张吉富老大娘在解放后见了我，非常激动，可是她没有哭。别的妇女见我时都哭了，唯有她没哭。我让她住在儿子战友很多的平壤，可是她说，要把出卖她儿子的仇敌找出来，谁也没告诉就悄悄地自己回故乡去了。
我怎么也睡不着，便到屋外去了。我在歪斜的篱笆前面，来回踱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哲柱轻轻地打开门，也走了出来。
我俩坐在柴禾捆上谈起来。哲柱说，他一直只顾做共青组织的工作，没有照顾好母亲，以后为了不让哥哥惦记家，要把家照顾好。这正是我想托付他的，由他先说出来了，真让我高兴。
早晨，我们做豆粘儿，吃得挺香。我吃完早饭，去找住在我家后头的金正龙。我想和他商量如何安排弟弟们的事。
我坦率地对他说我马上要到南满去了，可是家里的事放不下心，很难就这么走出这个土器店沟。金正龙说：“家就托给我好了，我负责。你只管走吧。我替你照顾弟弟们，你母亲的病也由我好好护理，你就放心吧。”
我回到家，准备上路。
我系鞋带的时候，母亲从柳条包的最底下拿出四张5圆的纸币递给我。
“你到外地去，该花钱的事就多了，你收下吧。男子汉的兜里应该有一点备急用的钱。你父亲不是说过，清朝末期，孙中山先生被关在外国大使馆监狱时，用钱买通清扫夫逃脱的事吗。”
我接了钱，可是手发颤，没法马上把它放进衣袋里，不知如何是好。那20圆钱里渗着母亲多么大的辛苦，我是很清楚的。她给人家洗衣服，做针线，手指尖都磨坏了，她省吃俭用，一文一文地才攒下了这20圆钱。那时，一头牛约50圆钱，用这些钱可以买一头中等大小的牛，也可以买三口人够吃一年的口粮。
我好像被那钱的份量压得身子失去了平衡，踉跄地走下廊台。“妈妈，我走了。请您保重。”我低头行了礼。这时，我心里想着，千万不能做出不同于往常的行动，致使母亲流泪。因此，我有意使自己的行动无异于平时，跟往常一样地说了道别的话。
“你快走吧。反正是要走的嘛。”
母亲的脸上病色很重，可是她努力微笑着点点头。
我转身迈步时，身后响起关门的响声。我迈出了步子，可是没有走向村口，却绕着房子转起来，那20圆钱仍攥在我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又转第三圈……在这并不长的时间里，缠了我一整夜的复杂多端的思绪，像一片片云朵浮现脑海：我何时才能再回到这个院落？我走的路是有胜算的吗？在我前进的道路上，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在这期间，母亲的病有可能好转吗？我正想着心事绕圈子，母亲打开房门严厉地责备我道：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心，磨磨蹭蹭地不肯离开？决心要光复祖国的人，心那么软，老想家里的事，怎能做得了大事。你在惦记家之前，要想到在监狱里的叔叔和舅舅，要想到沦亡的祖国，要想到百姓。倭寇强占国土快22年了，你若是个朝鲜的男儿，就应该心怀大志，迈出大步才行啊。你若是今后也为惦着这个妈回家来，那你就别想再登这个门。我不想见那种儿子。”
母亲的话像轰雷一样猛烈地撞击着我的胸膛。
母亲说这一席话好像耗去了全部气力，把头无力地靠在门框上，用深情的、火热的、温怒的眼光望着我。我好像重又看到了，当我走千里路回到八道沟的时候，连一夜都没叫我睡，立刻催我去临江的母亲的容貌。
我作为儿子第一次看到了充满正义和热情的，刚强而崇高的母亲光辉的容貌。母亲的全身燃烧着正义和热情，我感到母亲一瞬间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
我一直以为，我熟悉生育和抚养了我的母亲，然而，母亲的气概和灵魂却在我未曾想象的高度上俯瞰着我。
当时母亲的形象更近于导师的形象。我为有这样出色的母亲、应受世人谢忱的母亲，感到无限的自豪和莫大的幸福。
“妈妈，请您保重！”
我摘下帽子，深深地鞠了躬。然后，大步流星地走向村口。我走过独木桥，回头看时，穿着一身白衣服的母亲依然在扶着门框注视着我。这就是我看到的母亲最后的容貌。我心里想，她那纤弱的身体怎么就会保存着那么有力地震撼儿子心胸的高洁、刚毅的灵魂。那么不平凡的母亲，如果没有病魔缠在她身上，我现在上路的心情该多么轻松啊。我为了忍住眼泪，轻轻地咬住了嘴唇。这是我一生中最痛心的、不会再有的永诀，而不是在人的生活中会体验千百遍的平常的离别。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母亲。
几个月后，当我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时，我在脑子里最先想到的是，我在最后作别时没有对她说些更温暖的话，这使我十分悔恨。说来，母亲并不希望那种温情的离别，这是我无可奈何的。
我已是年迈的人，但总不能忘记那时的情景。人活在世上，至少有几次面临那种时刻。在那种时刻，－由于行动上只有一张纸那么薄的些微差别，在人们的命运中会产生极大的偏差，乃至各自走向不同的两个极端。如果那时母亲在我面前为家里的事发愁，或是说一句使我松懈的话，那么，正要展翅飞向高空的儿子的心里会引起什么样的波动呢。
自从我率领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队伍，离开小沙河的台地，同战友们一道走了几十年超越人的想象的血战之路、严寒之路、饥饿之路。以后，又高举社会主义旗帜闯过了创造和建设的半个世纪。在为祖国和民族走的充满考验的严峻道路上，每当处于考验一个革命者的信念的逆境的时刻，我最先想到的不是某种理念或哲学命题，而是回顾催促我走向南满的母亲的教诲，和穿着白衣服目送我的母亲的最后的容貌，它激励着我，使我的意志更加坚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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