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 | 第六章 考验的年代 | | 合作是不可能的吗？ | | | 从安图到通化这条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行军路上，有很多只有在我国北部边境一带才能看到的险山峻岭和溪谷。由安图到抚松，有长白山脉绵延不断；由抚松到通化，有龙岗山脉的三岔子岭、三道老爷岭等山岭重重叠叠。
部队沿着这些山脉艰难行军将近一个月。白天，避开可能有敌人警戒的公路，抄山路行军；夜晚，找朝鲜人居住的村庄住下，忙着进行政治工作和战斗训练。
为了做革命组织的工作，我们在抚松也住了几天。在这里我见到了张蔚华。
张蔚华为我们的逗留时间太短，表示非常惋惜。他挽留我说，看在学生时代的友情，在抚松多住两天或三天。我心里也很想答应。抚松和我在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有意义的地方。可是我还是按原计划住了三天还是五天就带部队出发了。不管对往日的回忆多么宝贵，挽留我的情谊多么深挚，为了同粱世凤司令会晤，不得不忍心同张蔚华分手。
据说，从抚松到通化约有500里路。有话称“山外山”，越走山势越险峻，行军越艰难。翻越怪异的山峰，跨过深沟，进行几百里的强行军，队员们都筋疲力竭，开始出病号了。我也相当疲劳。
远征队行军到达通化附近时，车光秀忽然跑来建议说，要在二道江休息一两天，喘口气，再进通化。
我模糊地猜到了车光秀说这话的意图，可是我不能赞同他的意见，便故意问道：
“我们在抚松很想多住几天，可是忍心离开了，一直跑了500里路，通化就在眼前了，要休息，这是什么话，你说这话，还像个车光秀吗？”
车光秀在回答之前，摘下眼镜用手绢擦起来。这是他认为需要固执己见时特有的习惯动作。
“大家都筋疲力尽了。队长你也疲劳到了极点。你可能不承认，可是，你瞒不过我的眼睛。病号不少，扶着病号行军，怎么能和梁世凤司令会晤呢？”
“梁世凤先生不是那么计较的人，连这点情由都不能谅解。”
“就算粱司令眼光远大吧，可是他几百个部下的眼睛会怎么看呢，让他们说我们是乌合之众，那不就糟了吗。我怕把这次长途行军弄得前功尽弃啊；
这么一来，谁也拗不过车光秀的固执劲。
我认为车光秀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以这样邋邋遢遢，疲惫不堪的样子出现在通化，独立军就会瞧不起我们。如果他们小看我们，我们就无法按我们的意图实现合作。按照车光秀的建议在二道江休整一两天，恢复元气，然后秩序井然地、生气勃勃地进入通化，也没有什么坏处。
我命令全队停止行军，在二道江宿营。然后派联络员通知梁司令，反日人民游击队为了同独立军合作，离开安图行军到通化近处，正在休息。
我们一面等着联络员回来，一面休息解乏。
我们指挥部住在有水碓房的一家农户。这家老人们竭诚照顾我。
我把十多名队员叫到指挥部，给他们上政治课，解释做独立军的工作应遵守的行动条例。这家老大爷看到这个情景，责备我说：
“古圣贤说，言杂伤气，喜过伤情，气激伤志。
“少思，少忧，少事，少言，戒笑，便是自古传来的摄生之本，摄生之理。像队长这样话说得多，心操得多，多思多虑，怎能养气、去病？况且，你们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军队啊！”
老人真诚地介绍了连记都不好记的几十种养生法，然后再三强调说，大事是不可能一两天成就的，为大事着想，要好好照顾身体。我只好停止上政治课，让车光秀替我上了。我听老人的话，才知道他是许浚的崇拜者，他长时间给我讲的正是《东医宝鉴》里的养生法。不知他在哪里得到的知识，他对养生法造诣很深。
我们离开二道江的时候，老人拿出用高丽纸包着的莲子和几包合蜜的枸杞子丸交给车光秀说，药不多，请你收下，用来保养队长身体。
我不好意思收下老人为保养自身精心配制的补剂，婉言推辞说：
“老大爷，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药我不能收。我们年轻人，还会因气虚、血亏活不成吗？您老一生饱经人间苦难，没有享过福，请您用这补剂长寿，看到朝鲜独立。”
老人听了，面带愠色地责备我不领百姓的情，说：
“我嘛，已经是半截入土的人了，用不用补剂都无所谓，你们可是争取朝鲜独立的先锋队呀；我已是烂树墩子，你们可是青松绿竹啊。”说着，把药包推到我的面前。
去通化的联络员回来报告说，梁司令接到我的信，表示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入通化城，并命令部队作好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我们即刻离二道江向通化进发。队员们都在二道江向通化进发，还把裤线弄得笔挺，按着指挥员的口令有时正步走，有时唱革命歌曲，威风凛凛地向通化市行进。
走上大路，把队伍交给金日龙带领，我就同车光秀仔细地重新讨论了同梁世凤的谈判计划。我的一切思索和思念全集中于如何做独立军的工作上。水碓房的老人三番五次地强调说，少思，少忧，少事，少言，甚至戒笑，是摄生之本，可是我根本无法遵守那么多的养生法。我们做的事情全都是从无中创造有的过程，是开拓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的独特的创造过程，所以不能不比谁都多思，多忧，多商量。我最关心的是，梁世凤在这次交涉中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这次交涉的结果，车光秀一开始就采取了怀疑的态度，可是我始终作乐观的预测。
不久，通化市街全景映人了眼帘，这一刹那我忽然想起了一则关于粱世凤的令人愉快的轶闻。这是我父亲卧病时回忆起每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跟我和母亲闲谈时说的。
三·一人民起义前夕，在梁司令的乡里，由贫农组成的契合打头，开展了旱改水的工作。梁司令家也参加了这个契合。他知道水田比旱田产量高，所以积极欢迎搞这项工程。可是，契合中占据上层地位的长老派却借口种水田没有把握，坚决反对开水田，因此，春播前夕长老派和少壮派吵起架来，这是有了这个契合以来的头一次。
少壮派的青年怎么也拗不过那些长老派的老顽固们。那年在少壮派想开成水田的旱地也种上了谷子和大麦。老人们为契合的农事没有受年轻人的干扰，照常进行，而感到庆幸，放下了心。
可是，少壮派的首领梁世凤却一直在窥伺贯彻自己主张的机会。到了插秧季节，青蛙在四处聒噪的一天晚上，他牵着牛到了地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几块已长出了嫩芽的麦地和谷子地翻了一遍，放进水造了水田。
老人们看到昨天还是好好的麦田和谷子地，一夜之间竟变成了水田，感到惊愕，威胁地说：“你这该死的东西，契合的农事都叫你给糟蹋了。今年要是歉收，你也免不了讨饭。”
梁世凤开成水田的那几块地，通常种谷子或大麦只能收9石，可是这年竟收了24石稻子。
契合的老人们不禁惊叹，砸着舌头说：“这个世凤倒是个人材。”从那以后，梁司令所在的村子和邻近村庄里，种水田的人家开始大大增加了。曾经任意摆布契合的老头子们，也都服服帖帖地听粱司令的话了。
离通化近在咫尺的路上，我为什么忽然想起了这件事呢？也许是因为我一心想使同梁司令的谈判会成功这一预想合乎情理的缘故吧；
三·一人民起义前夕，粱司令离开家乡（铁山）到了南满的兴京县。我的父亲就是在兴京认识了梁世凤的。
当时，他在统义府任检务官。正义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队长，一跃成了受吴东振司令器重的骨干。他的中队驻地就是抚松，所以，我也见到梁世凤了。
我家由八道沟搬到抚松后不久，梁世凤被调回兴京，由张哲镐接任他的职务来到抚松。三府合并成立了国民府的时候，独立军的领导信任生性刚直、实践能力强、受群众属望的粱世凤，把军队的统帅权移交给了他。梁世凤不仅在军内，而且在由三府的元老组成的朝鲜革命党内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梁司令常说，他和金亨稷是义兄弟，非常体贴我。在吉林，梁世凤和吴东振、孙贞道、张哲镐、李雄、金史宪、玄默观等人一样，在经济上帮助我，而其中他给我帮助最大。
旺清门事件后，我对国民府上层的感情破裂，同已经反动化的这个团体的军部首脑梁世凤，也长期未得机会见面，可是我一直相信粱司令对我的爱护和信任不会有变化。
所有这一切，都是使我对作为一个人的梁世凤，作为爱国者的梁世凤抱好感的回忆。对于那些可能给我们的合作活动罩上阴影的往事，我就没有去想。我尽量只回忆那些可以使我对我们的谈判抱乐观态度的往事。这也许是一种防御性的本能的心理作用，不愿以可能给谈判的前途罩上阴影的证据来使自己痛苦。
通化等东边道20个县，都由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管辖。于芷山曾被张作霖任命为第30军军长，但是由于1930年6月镇压大刀会叛乱不力失去了张学良的信任。于芷山在东边道的一些重要地点部署了一个旅左右的省防军，以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自居。九·一八事变后，又组织了东边道保安委员会，自任司令，并同关东军首脑取得联系，积极协助了奉天省的傀儡政府。
关东军以于芷山的协助为担保，对这个地区没有投人大兵力，把这个地区的治安交给了独立守备队和伪满军及警察。当时，关东军的大部兵力投人到北满。
唐聚伍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乘这个机会同梁世凤指挥的朝鲜革命军部队一起，包围了通化县城。日本领事馆通化分馆的兴津良郎等日本官员和他们的家属都被包围在内，进退维谷，只等人来救。
关东军司令部虽然接到通化县城被包围、当地日本人处于危险的报告，但是因为全部兵力去了北满一带，只派了100名左右的警察作为救援队，单等于芷山军来支援。于芷山军分成两股从北方和凤城两个方向压向梁唐联合部队。
关东军让板垣参谋长通过广播向被围人员说：“在通化的各位日本人，奉天的支援部队明早将抵达通化，目前请你们顽强坚持。”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际联盟派调查团来满洲，奉天省一带的反满抗日军在各地威胁日本侵略军和伪满军。因为正是这样的时候，掌握着通化县城的朝鲜革命军和自卫军的士气非常高昂。
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入通化县城是在6月29日傍晚。
独立军在市内各处贴出“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独立！”等标语，热烈欢迎我们一行。数百名独立军士兵和市民在街道两旁，热烈鼓掌挥手欢迎我们。看来，梁世凤是想把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入通化城作为扩大和发展独立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一行立即分成两拨，刘本草带领的救国军部队，由自卫军司令部代表带路，到中国人家去；我率领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员则到朝鲜人家去分散住宿。
独立军队员们把我们安置好之后，还不想回去，和我们一起谈笑。他们对我们部队的反映出乎意外地好。他们深表羡慕地说，起初听说安图的游击队要来时，以为是些扛着扎枪或火绳枪的土包子，可是今天见了你们，才知道都是英俊的有教养的军队。
这天晚上，我去访问了梁司令家。
梁司令高兴地迎接了我。我先向梁司令夫妇问安，接着向他们转达了我母亲的问候。
“家母迁居到安图以后，也时常提起粱先生。家母一向嘱附我说，你父亲逝世后，梁司令跟朋友们一起给你父亲办了葬礼，又把你保送到华成义塾，你可不要忘记这个恩情。”
梁司令听后，挥挥手，客气地说：
“我和令尊是义兄弟，还说什么恩不恩呢。想到成柱你令尊对我的鞭策，这个恩可是我终身难忘的。令堂近来好些吗，听说搬到安图后，因心口痛，很受罪。”
“是的，病情好像加重了。近来，卧病的日子更多啦。”
我们的对话，就这样从平凡的寒暄开始了。
我谈了进入通化城时的印象。
“粱司令的几百名部下拥到街上鼓掌欢迎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流下了感激的眼泪。看到独立军士兵的脸色明朗，我们的心情也轻松了。”
“我们的部下，打仗不怎么样，可是从不慢待客人。”
“您太谦虚了。我们在离开安图之前，已听说梁司令部队同唐聚伍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联合，包围通化县城，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县城。”
“那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战果。唐聚伍的自卫军有几万名士兵，要是连一个县城都攻不破，那还有什么脸吃饭呢。”
梁世凤虽然这么说，可还是详细地介绍了围攻通化县城的整个情况。
这天，就谈到这里，在他家住了一宿。我没有说造访的目的，他也没有问及。梁世凤不问我军的远征目的，使我稍感不安，可是我看到他真心款待我，更加坚定了当初认为谈判会成功的想法。
第二天，吃完早饭，开始正式谈话。
首先打开话头的是梁司令。当时，他向我说的头一句话是这样：
“队长你也知道，现在满洲变成了蜂窝。许多蜜蜂，蜂拥而起，都要蜇日本这个不速之客。唐聚伍、李春润、徐远元、孙秀岩、王凤阁、邓铁梅、王桐轩……这都是东边道的蜜蜂，东满和北满也有许多蜜蜂奋起。我认为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应同他们汇合，打得好，定会取胜。队长你看如何？”
他的话，和我们的远征目的相一致。梁司令本人在摸索合作，并主动地向我们提出来，这实在是令人感激的庆幸的事。我为梁司令能从大局的高度俯瞰整个独立运动的远大眼光，不禁惊叹，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
“粱司令说要联合起来作战，我也同意。老实说，我们来找司令，也是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朝鲜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中国的武装部队也联合起来，朝中两国爱国者和人民打成一片进行战斗，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粱司令微笑着说：
“既然队长有这个想法，我们就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吧。”
“粱司令，时局要求我们团结，可是很遗憾，我们民族内部却还没有实现团结。共产主义者内部也没有团结，民族主义者内部也没有团结，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更没有团结，这样，怎么能对付日本这个强敌呢？”
“这都怪站在左翼一边的人没有搞好政治。听说队长你也属左翼，那你一定更清楚，他们搞过激斗争，失尽了民心。搞什么佃农斗争，把庄稼人都变成了暴君，又搞什么红五月，肃清地主……因为这么乱搞，中国人就不理朝鲜人了。这完全是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的失策。”
这是对共产主义者组织的一切暴力行动感到厌恶的人才会说的话。我认为，他说这些话，并不是因为他敌视工人、农民或同情地主、有产者。在参加独立运动之前，梁世凤本人也是朝不保夕的贫苦农民，饱尝过辛酸。他本是每到年底就受地主逼债折磨的近乎债务奴隶的佃农，是长年喝着萝卜缨掺稗子熬的稀粥，奇迹般地活下来的贫农的后裔。
我还认为，粱世凤责难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暴力斗争，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也并不是因为他拥护资本主义思想。他嘲笑和批判的，是部分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方式和斗争方法，而不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但是，对方式方法的立场和态度，又不能不影响对思想的认识和看法。很遗憾，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领导群众运动中所犯的左倾错误，招致了令人痛心的后果，使许多向往新思潮的人们失去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我通过同梁司令的谈话，再一次痛切地感到，前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在满洲地区所犯的错误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我承认了部分共产主义者在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同时，我又想，梁世凤抱有把一切群众斗争都描写成破坏民族团结的有害行为的偏见，是需要帮助他纠正的。
“正如梁司令说的，过去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进行阶级斗争方面严重脱轨，这是事实。老实说，他们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我们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甚至造成了朝鲜人是日本鬼子的走狗这样一种错误认识。不过，粱司令，我认为农民起来反对地主，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梁司令，您曾多年种过庄稼，一定知道，秋收后，地主拿多少，农民究竟拿多少呢。农民拼死拼活种出了庄稼，果实都被地主夺去，连糊口都不能，他们为了活命，才起来斗争，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地说都不好呢。”
粱司令没有再说什么，不知他对我关于群众斗争不可避免的辩白，感到不中意还是有道理。
那天，独立军部队举行大会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独立军队员中有很多青年在柳河和兴京的时候就从由我们派去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盟员和政治工作员那里受过共产主义影响。这次欢迎会，是由这些青年主持举办的，自然很盛大，又很热烈。通化县城里的许多朝鲜人也参加了欢迎会。
宾主在轮流讲话或唱歌。在欢迎会的各项活动中，都突出地显现出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在个性上的差异。独立军队员们看到反日人民游击队员的洒脱、谦逊、乐观的品质和有节制有气魄又有秩序的队列，表示非常羡慕。他们最羡慕的是，我们的队员唱的革命歌曲和三八式步枪。
有些独立军队员说，“从哪里突然冒出了这么威武的部队呀！”有的还问我们：“能跟你们合作该多好。同粱司令的会谈怎么样啦？”
梁司令说要看看成柱带来的军队，便访问了反日人民游击队。我们的队员欢迎他，又鼓掌，又行军礼，十分热烈。可是，梁司令却作了反共演说，把热烈的欢迎气氛一下子变成了充满敌意的气氛。
“要实现朝鲜独立，首先就不要搞利敌行为。然而，共产党正在干着利敌行为。他们到工厂，就挑起劳资纠纷；到农村，就引起地主和农民的纷争；在家庭又宣扬什么男女平等，使夫妻吵架。动辄就说没收啦、打倒啦等等，播下同族不和的种子，筑起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的壁障。”
我们的同志们听了他的讲话，都愤愤不平。车光秀气得脸色煞白，愤懑地望着他。
对梁司令贯串着反共论调的演说，我也感到不满意。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作这种演说。
“梁司令，我们不是那种干利敌行为的人。我们是为争取朝鲜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的人，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人。要想实现朝鲜的独立，就必须以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为主力进行斗争；像过去那样只靠几个义士和英雄豪杰的力量是不能实现的。”
我这么一说，我们的同志都异口同声地责难国民府。国民府在旺清门杀害了六名爱国青年，难道这不是利敌行为吗？国民府集团在民族面前犯下了这样的大罪，还敢谈什么反对利敌行为，来攻击我们。
这么一来，触怒了梁司令，他大发雷霆，开始漫骂起来。
他的怒气有点过分，有违于礼节。我也不禁愕然了。他为什么忽然失去理智，叱责起我们来，我觉得有点奇怪。是不是我们说的几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不然，是不是有个不愿意合作的人在背后给粱司令说了我们坏话？我觉得他这样发怒必有什么缘由。我还是耐性地说服他，说：
“先生，您何必这样发怒。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得相处一段时间才知道吗？”
“我想，为了互相了解，粱司令的部队和我们游击队需要时常接触。”
对此，梁司令也没有说什么。
梁司令的反共态度虽然是顽固的，但只要不倦地进行说服，还是可以改变的吧。我抱着这种期待和信心回宿舍来。不相信别人，可以说是一种排他主义的表现，那么，相信别人，就可以说是最好的人道主义。我认为，对国土被霸占的国家的爱国者来说，最高尚的人道主义，就是实现民族团结，用团结了的民族的力量解放父母兄弟姊妹。
我带领诞生刚一个月的部队，千里迢迢来找梁世凤，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可是，会谈破裂那天，通化市的我们的组织员送来情报说，独立军正在策划解除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武装。
梁司令制造这种阴谋是无法相信的，但我们还是急速撤出了通化，以防万一。于是，我们跟刘本草先生也分离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为了避免同独立军发生冲突，没有完成反日合作的迫切任务，就撤离了通化。队伍里笼罩着阴沉的气氛。车光秀在队伍后面打开小本子看着路程图默默地挪动脚步。
“光秀同志，今天你怎么啦，好像跟谁堵气似的？”
我看出他的情绪，故意笑着跟他搭了话。
车光秀正等我搭话似地马上把小本子揣进口袋里，气鼓鼓地说：
“竟到了这个地步，还要我笑不成，老实说，我的心快要气炸啦。流血流汗，千里迢迢赶了来，这个劳苦不是白费了。”
“参谋长，你为什么认为同独立军的谈判失败了呢？”
“不是失败，难道是成功？梁司令不是跟我们合作，反而阴谋要缴我们的械嘛！”
“参谋长，你只看到上层的表情，却没有看到下层的脸色。对我们游击队，独立军队员是多么惊叹、多么羡慕啊。我是愿意把这看得重于缴械阴谋的。
“重要的不是上层的表情，而是下层的态度。我从中看到了合作的未来。”
我虽然这么说，可是我自己也并不是对合作有胜算的。我只是说出了我的预感和愿望。
其实，我心里也很苦恼。当时我的苦恼就是：虽然国籍不同，但是梁司令和唐聚伍实现了合作，我们和于司令也实现了合作，为什么同一个民族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的合作，竟那么难实现呢，同梁司令的合作，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那时，独立军是不是真地要缴我们的械，这个问题，长期未能核实。因为那是我们的组织员得到的情报，所以我认为不会有错，可是，心里却希望那是毫无根据的情报。即使那是有确实根据的情报，我也丝毫不想责怪粱司令。人的思想是有局限的，要突破这个局限，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积累很多体验的。正因为如此，当时我离开通化的时候，并没有急于下同独立军合作是不可能的结论。相反地，我相信粱司令总有一天会理解我们的真心，走进合作的大门。爱国犹如流向联共这个大海的江河和溪水。
过了好多年，独立军司令崔允龟哗变，率部投靠朝鲜人民革命军。他跟我一起感怀深切地回顾了1932年夏天的事。据崔司令说，当时策划缴我们的械的，不是梁世凤，而是粱世凤的一个参谋。本来，梁司令是想跟我们合作的，但是，那个参谋在幕后拿起反共话筒诽谤我们，最后还同他的亲信一起策划缴我们的械。
崔允龟这段话，完全消除了我们对粱司令的疑惑。听说梁司令为同我们的来往断绝一直感到痛心，他又根本没有参与缴械阴谋，我放下了心。虽然他已不在世了，但是可以再一次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爱国、真正重道义的人，这使我无比高兴。自己认为高尚的人，过了几十年后仍然是高尚的人，对他的良好印象没有沾上污垢，没有瑕疵，那么，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和满意的事了。
梁司令的过错，是他没有看穿敌人的奸计。他是刚正、耿直的人，却没有觉察到他的参谋在鼻子跟前为破坏同我们的合作搞鬼。而且那个参谋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他也没有看穿他的真意。粱司令无谓的牺牲，也是因为中了敌人的奸计。
梁世凤司令由反共转向联共，是在他临终前夕。当时，独立军的内部非常复杂。密探和被密探收买的爪牙的破坏活动越来越猖狂，脱离部队的落伍分子和逃兵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要求同共产主义者联合的呼声也越来越响亮。
梁司令再也不能忽视共产主义者了。他承认在朝中两国的革命中共产主义者作为主要势力出现并左右大局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便冷静地检查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下了联共的决心。
由于对共产主义的不理解和非本意的敌对感情，未能下决心同我们合作的梁司令，终于转向了联共，这不仅在他本人的生平，而且在独立军的斗争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梁世凤同杨靖字采取联合行动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他反对反共，选择了联共的道路。他还准备同我们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最怕梁世凤部队和我们合作。朝鲜人民革命军和独立军实现合作，这意味着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政治军事上的统一。这对敌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日本宪兵、警察机关和特务组织，一直有计划地实施杀害梁世凤、从内部瓦解独立军的阴谋。奉天宪兵队和朝鲜总督府福岛机关也都参与了这个阴谋。“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东边道游击队”也一直监视和跟踪梁世凤。
据传闻，敌人为了杀害梁世凤，拨出了＋多万元的秘密行动经费,朴昌海等兴京的密探也参加了这个行动。敌人制定了引诱梁世凤司令的奸计，派遣了平时同梁司令有联系、协助过独立军的王姓叛徒。有一天，王某去找梁司令说，中国抗日军愿意对独立军提供援助，希望跟你面谈。梁世凤一听中国抗日军要提供援助，就顾不得斟酌，随王某上路前往据说是抗日军所在的大拉子。走到半路，王某忽然抽出手枪说：“我不是往日的王明藩了，你要活命，就要向日军投降。”
梁司令大声呵斥王某，拔出武器，这时埋伏在高粱地里的敌人先开了枪，杀害了梁司令。
正如崔一泉所叙述的，“‘宁愿受罚于鸡林（朝鲜），也不受倭王之爵禄’朴堤上的这一忠言”变成梁司令的灵魂，使敌人大惊失色。
有时我想，梁司令如果更早些走上联共的道路，那么，他的命运就可能不同了。当然，这不过是痛惜他的牺牲的一丝依恋吧。
“我就要死了，不能抗日了，可是你们要活着去找金日成司令。活路只有这一条！”
梁司令给部下留下这一遗言，闭上了眼睛。这与其说是遗言，不如说是冲出了反共壁障的一位爱国者用生命发出的联共宣言。
四年后，曾在通化大街欢迎过我们的300多名独立军队员，遵照这一宣言，在崔允龟司令率领下，为了同朝鲜人民革命军汇合，来到了白头山。那时，我在桦甸跟他们见了面。
桓仁县的朝鲜同胞，把梁司令的遗体掩埋在村子的后山上，做了平地坟，以免遗体被敌人抢去。所谓平地坟，就是指掩埋后不砌坟头。使坟墓和地面一般高。
可是，日本军警终于挖了他的墓，在通化市街枭首示众。
梁司令的遗属也遭到不可言状的残酷迫害。他们忍受不住日满军警的迫害，把梁姓改成金姓，搬到离铁路一千多里的桓仁县的深山沟里，隐居起来。
解放后，我派干部到南满去找来了梁司令的遗属，梁司令的夫人（尹再顺）、梁司令的子女和女婿随那个干部回到了祖国。
“大娘，你失去梁司令，惨遭日本军警的迫害，流离转徙，受了很大的苦啊。”
听我这么一说，尹再顺女士流着眼泪，肩膀抖动不止。
“将军，见到了将军，我心里的悲伤立地消散了。我们被人追赶，谈不上受苦。将军为了赶走日本鬼子，可真受了莫大的苦啊。”
“我忙于打仗，没能给你捎一次信，真对不起你。”
“将军，是我们对不起您。我们虽身居山间僻壤，却听到了将军的消息。我每次听到将军的消息，心里就埋怨我的那个没有跟您去却成了异国冤魂的老头儿啊。”
“梁司令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毫不屈服地进行了斗争的。”
后来，我们把梁司令的儿子粱义俊送进万景台革命学院学习。
4月南北联席会议时，金九先生曾到革命学院参观，见到梁司令的儿子，感叹不已。
“我连想都没有想到，北朝鲜当局会把独立军司令的儿子也送到这所养育游击队战士子女的学院念书。”
“这所学院里，不仅有游击队员的子女，还有在国内曾参加劳动组合、农民组合进行活动时牺牲的爱国者的子女。只要是为国牺牲的爱国者，不管他曾属于哪一系统，我们都一样对待。”
我这么一说，金九深受感动，说“这所学院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梁义俊毕业后在空军部队任政治干部，战后，死于飞机事故。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失望。因为我以为梁司令家要绝后了。
幸亏，梁义俊还留下了一个儿子。那小孩名叫梁哲秀。梁哲秀患了小儿麻痹症，成了残废。
我们党把他保送到小学、高等中学和大学，让他跟健康的学生一样，念完14年的全部教育课程。在他上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四年期间，他的同学们让他坐在轮椅上，四年如一日地推来送去，扶他上下在17楼的教室。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对革命先烈的尊敬，表现为对残废的烈士子女的温暖的爱。现在梁哲秀已成长为共和国堂堂的作家，在床上写文学作品。
梁哲秀膝下有两男一女，论辈分，他们是梁司令的曾孙和曾孙女,每年到中秋节，他们跟着父母到爱国烈士陵园给曾祖父扫墓。他们还不知道，曾束缚着他们曾祖父一生的苦恼和不幸是什么。
我希望，这些天真的孩子的肩头不再压着反共还是联共这一重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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