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二册 | | 第六章 考验的年代 | | 出于团结的宗旨 | | | 部队朝柳河加紧行军。在南满地区，柳河和兴京、通化、桦甸、磐石一样，作为朝鲜独立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广为人知。这一地区，有许多前一代的独立运动者，也有许多向往共产主义的新一代的战士。早已广泛为世人知晓的我国独立运动史上的第一所武官学校——新兴讲习所就设在柳河县的哈泥河。
我们把柳河定为我们行军路程中的一个目的地，是为了在这个地区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以扩大和加强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群众基础。我决心在回安图路程上的柳河、三源浦、孤山子、海龙、蒙江等地，积极开展活动，以便在这些地区实现群众革命化，并扩大游击队队伍。这也是我们在选择远征南满的道路时制定的战略的一个方面。
远征部队先在三源浦、孤山子、柳河、海龙等地停留，做革命组织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敌人的白色恐怖，这一带的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多年来流血流汗、辛辛苦苦组建的革命组织，大都遭到破坏或解散。有些组织，因为成员全被逮捕或杀害，简直无法重建。
受九·一八事变冲击最严重的是海龙地区。海龙有日本领事馆，敌人的魔爪插得比别的地方更深。各地都有人在焦急地寻找组织。
我在所有我们停留的地方，都找以第一个党组织为母体扩大了的基层党组织的成员和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分子以及农民同盟、反日妇女会、少年探险队的负责人，了解每个组织的活动情况，讨论当前的革命任务和斗争任务。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地区革命组织成员的动向和思想方法存在着几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九·一八事变后开始迅速蔓延的失败主义倾向。
这种倾向首先表现在这样的想法上：日本把满洲也鲸吞了，现在一切都完蛋了。有不少人说：日本曾打败了世界上幅员最大的俄国和中国清朝政府；如今鲸吞满洲，正在窥伺中国关内，跃跃欲试；不知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有多强，恐怕抵不过日军；日本也许能征服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的独立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经过中日、俄日两次战争产生的对日军的迷信，这个时候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开了。
有些人还说，能够用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那不过是纸上谈兵。这种想法发展下去，就会陷入投降主义泥坑，认为既然打不赢敌人，干革命有什么用；
如不克服失败主义，就不能把人民团结起来，就不能发动广大爱国力量参加革命。
我们从部队中选拔在政治、业务上有水平的队员和指挥人员，派他们到群众中以九·一八事变和朝鲜革命的前途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和谈话。
群众最注意听的是抗日武装斗争消息。他们对抗日游击队的规模和战略战术原则特别感兴趣。我把在刘家粉房作的演说，重讲了一遍，在群众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
在我们的演讲和谈话中，最受欢迎的，是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的故事。同日本一举侵占了广阔的满洲大陆，还制造出伪满洲国相比，消灭一个连的敌人的战果，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群众却对这个战斗故事最感兴趣。在日本成了满洲的统治者的时候，刚刚成立的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大白天在大路上歼灭了日军一个连的消息，使人们惊叹不已。
对战斗的每个细节，甚至敌人在我军冲锋面前抱头鼠窜时的具体情景，人们都想知道，为此，没完没了地提问。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场所，三番两次地谈同一个战斗细节。
我把人们对安图——抚松县境附近战斗的反应综合起来，再一次确信：为了让人们相信我们民族能够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国家独立，需要的不是言论，而是具体行动；重要的是，通过实际战斗来显示出游击队的威力。
在群众的思想倾向中表现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以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成立为背景，在不少青年中开始出现了把武装斗争加以绝对化，过低估计地下革命活动的倾向。他们认为，当敌人的坦克、大炮、飞机疯狂肆虐的时候，一天到晚聚在一起开会，发议论，撒传单，没有什么用；只有拿起枪，尽量多打死一个日本鬼子才是收获，搞地下活动，是根本没用的，便忽视组织生活。
他们还不懂这个道理：武装斗争也是靠通过组织生活培养出来的骨干分子进行的；如果没有组织这个巨大水库，就不可能组织武装队伍，更无法扩充武装队伍。这也可以说是九·一八事变造成的左派幼稚病的后遗症。
抗日游击队的水库，就是组织；离开了组织，就谈不上革命斗争。如果组织不进行活动，革命这个巨大有机体的生命就将终结。使群众懂得这个道理，并不怎么难。我们有力地向群众说明了，朝鲜共产主义者所以能够在满洲各地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开始武装抗战，完全是因为革命群众很好地进行了组织活动。
南满地区人民动向中的又一个问题，是想用恐怖活动来对付国民府恐怖活动的倾向。当时，国民府的反动派在南满，对共产主义者和要转换方向的革新派民族主义者强化了恐怖活动。
柳河地区的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主张，应该同以恐怖活动为业的国民府右派分子决一死战。我们给他们说明了以恐怖活动对付国民府恐怖活动为什么有害。可是他们不大肯接受我们提出的论点。他们说，不拿出力量去压制恐怖活动，而袖手旁观，那就只能带来助长恐怖活动的后果。
我不得不费很长时间给他们说明，以恐怖活动对付恐怖活动的做法，为什么不妥当，为什么这种做法是给革命带来莫大危害的盲动。
国民府杀害爱国者，当然是千秋万代难以洗刷的大罪；我们优秀的爱国者被同族杀害，是我们自己的无处可诉的悲剧。国民府的罪行，将受到我们民族和我们子孙万代的诅咒。你们把国民府谴责为刽子手集团，决心要报仇，你们的这一心情，我当然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在磨利报仇的刀之前，应当深入地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幸事件。因为国民府已变成了民族主义右派的巢穴，就把它的成员都看成是坏人，那是不对的。问题在于，日本帝国主义使国民府反动化，派去他们的走卒不断地进行瓦解工作。他们密切注意国民府内的新兴势力革新派，并巧妙地助长了国民府内部的分裂和对立。如果我们以恐怖活动打倒国民府，为之高兴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得到好处的也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因此 我们应该孤立已反动化的国民府上层，同时，揪出潜入其内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揭露敌人的阴谋。大家都不要忘记，团结是民族复兴的保证。
我作了上述说明，青年们都点头说明白了。
我们帮助南满的同志纠正上述倾向，同时交给了他们下列任务：迅速恢复和整顿遭到破坏的组织，把更多的群众团结在其周围；培养出骨干分子来输送给武装队伍；以经过实践斗争考验的工人、农民出身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扩大党组织；加强做中国人反日部队的工作。
我们停留三源浦、孤山子、柳河、海龙的时候，有许多当地青年自愿报名参加我们的部队。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南满积极开展政治活动所取得的硕果。要想解决在使柳河地区的革命运动高涨方面的问题，就要充分发挥崔昌杰等被派到这个地区进行活动的第一个党组织成员和共青同盟骨干分子的作用。我们为了寻找一年前就断了联系的崔昌杰的去向而费尽心机的原因也在于此。找到了崔昌杰，我们就可以和他深人地讨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已成现实、我们开始了武装斗争的新的情况下，在南满地区应如何推动革命深入发展的问题；还可以给他提出具体的工作方向。崔昌杰等于我们派到南满地区的代表。
柳河是崔昌杰根据“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决定进行活动的地区，也是在各方面和他关系很深的地方。崔昌杰是在这里开始了独立军生活的，也是在这里经梁世凤的推荐进人华成义塾的。
华成义塾停办后，崔昌杰回原部队任独立军参事。他以柳河为中心，为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组织扩大到南满的广阔地区，尽了一切力量。他在柳河地区进行活动时，还参加了袭击金川县城日本领事馆分馆的战斗。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队伍得以在柳河、兴京等南满一带迅速扩大，固然有赖于金赫和车光秀的积极努力，但也有赖于可以说是这一地区的主人的崔昌杰的忘我斗争和老练地开展工作的能力。他在可以说是新思潮的禁区的独立军队伍里生活，但他从没有隐瞒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反而主动地在进步的独立军队员中开展意识化活动，把其中的不少人改造成为共产主义信奉者。崔昌杰宽宏大量地大胆地做人的工作，以至他的上级指挥官明知他到离驻地十里的地方去搞了几个月的政治工作，却装作不知道，没有向上报告。
柳河本是受宗派分子和专事反共阴谋的民族主义保守派分子的影响很深的地方。ML派分子在磐石县拼凑一个叫住民会的团体，来同南满的民族主义团体对抗；在因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对立而处于分裂前夕的独立军内部，部分向往社会主义的左派人物，同火曜派和汉上派携手，加紧进行组织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玄默观、高而虚等保守派人物，对向往共产主义思潮的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动攻势。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崔昌杰在柳河地区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并迅速扩大了队伍。
宗派分子们无理取闹说，驻中青总是在中国的朝鲜青年唯一的组织，又哪来的什么柳河反帝青年同盟。ML系统的宗派分子为了从内部瓦解柳河反帝青年同盟，派破坏分子打进了这个同盟。他们从磐石地区拉拢了几十名青年集结在大泥沟，拼凑了一个叫棍棒团的恐怖组织，然后向警察提供假情报，说独立军在三源浦策划叛乱，协同警察对反帝青年同盟于部施加暴行。
这时，崔昌杰制止了他们的丑恶行动，从暴行中救出了同盟的骨干分子。
对于宗派分子的挑衅，崔昌杰没有用军事方法加以报复。他待人处事，本来就很大方宽厚。后来，在卡伦和我见面时，他对我说，当时他眼睁睁地看着反帝青年同盟盟员被宗派分子的棍子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竟能不失理性，没放一枪，自己也感到惊异。
我们到柳河去时，最高兴的是车光秀。他想象着同崔昌杰重逢的情况，像小孩一样抑止不住兴奋。和崔昌杰一样，车光秀同柳河也有不同一般的关系。崔昌杰在梁世凤的属下，腰挎六轮子在柳河奔走的时候，车光秀是站在讲台上教孩子的教员。那时，他们两人志同道合，成了同志。
“我崔昌杰眼虽高，可是车光秀，我一见他就被他吸引住了。他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个愣头青，里面装的却净是宝贝。他那脑袋里，足有十个卡尔·马克思盘腿坐着哩！”有一次，崔昌杰回想着他同车光秀的初交，开了这样的玩笑。
“我这个崔昌杰要是个小姐，就最先选这个愣头青做郎君的。看样子，这吉林的小姐们都是睁眼瞎子。”
车光秀听着他开玩笑，只是嘿嘿地笑。
在吉林的时候，车光秀还是个未婚男子。崔昌杰常说，车光秀的媒要由他来作。还装得挺神气地说，愣头青骑马去新娘家那天，他给牵马。
他们俩一见面，就毫无拘束地开玩笑，斗嘴，各自说我是哥哥，你是弟弟，要好生侍候哥哥。他们的友情的确是亲密无间的、热烈的，使人人都感到羡慕甚至妒嫉。
他们的友情，在以柳河、兴京、铁岭一带为中心，扩大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组织的日子里，更加深厚了。崔昌杰和车光秀一道，建立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孤山子支部，并以旺清门为中心，在兴京、柳河、磐石等南满的许多县分别组织了称为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启蒙团体。
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使命是，研究并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朝鲜革命的指导理论。这个研究会的活动方法，同现在的函授大学体系相似。在一年里，利用农闲，把青年们叫来，给他们上15天左右的课，另外每几个月进行一次巡回讲课，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学习材料，进行教育。
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靠参考书复习在课堂上学到的内容，然后每星期进行一次讨论会，如有难懂的，就用书面问答的方法，消化学到的知识。
举行南满青总大会那年秋天，我在柳河听到车光秀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会活动的说明，不禁为其独创性的、崭新的活动方法而惊叹，并把领导这个研究会的三位战友（崔昌杰、车光秀、金赫）评为有胆量、富有创造精神的人。他们通过实践斗争创立的活动方法说明，即使在进行艰苦的地下斗争的情况下，只要肯动脑筋想办法，就能很好地把青年们培养成时代的先觉、历史的开拓者。
我带队向三源浦方向行军，想到就要同崔昌杰见面了，和车光秀一样不禁心潮起伏。
在卡伦建立第一个党组织后，我和他分手已经快两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崔昌杰在柳河、兴京、海龙、清原、磐石等南满的广阔地区建立了党组织，扩大了各种群众团体，并指挥朝鲜革命军的一支队伍，进行了建立常备革命武装力量所需的人力与物力准备。1931年春，他把朝鲜革命军吉江指挥部改称为东方革命军，任指挥员。崔昌杰的联络员，通知我这个消息时说，他因为同国民府反动派有矛盾而伤脑筋。
从那以后，同柳河的联系断绝了。为此 我暗地里十分担心和不安。我所以感到不安，不只是因为他是天生的冒险家和乐观派，从不顾自身安全，到处乱闯，更因为他是在开始把恐怖活动作为万能手段的国民府里，在国民府的反动派的注视下进行活动的共产主义者。用国民府的眼光来看，他可以说是被监视的对象。
发生旺清门事件的那年年底，国民府的反动派把崔昌杰、崔得亨等六名青年共产主义者逮捕起来，企图在大牛沟杀害。这个事件，以柳河事件载入史册。
国民府内向往新思想的革新势力，从这个事件以后，更强烈地责难反动派。受害者崔昌杰本人则咬牙切齿，要向法西斯化的国民府上层报仇。
我听到这一消息，曾派朴根源到柳河地区去给崔昌杰转达了如下内容的一封信。
“同国民府的冲突，不论其形态如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要反日的同一民族之间，不能也不应该有流血事件。在旺清门失去了六位同志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饮泣强忍下来了吗，盼你事事慎重，切忌轻举妄动。”
柳河事件后，以1930年8月的朝鲜革命党执行委员会会议和代表会议为契机，国民府分裂成两个阵营。玄默观、梁世凤、高而虚、金文举、梁河山等人顽固地主张要固守既定方针，并强迫人们执行这个方针；而高远岩、金锡夏、李辰卓、李雄、玄河竹、李宽麟等少壮派人士则把朝鲜革命党评为与人民的意志相违背的法西斯政党，并提出了革新的、转换方向的主张：应该解散该政党，改组为代表无产者的阶级革命的先锋，对旅满朝鲜农民进行阶级领导。由于这种思想上的对立，两派互相为打倒和埋葬对手，展开了血腥的争斗。
国民府派甚至在奉天省政府的谅解下，收买和利用中国官署及军警，大肆展开了肃清反国民府派的恐怖活动。他们暗杀了李辰卓等五个反对派人物。反国民府派也进行报复，袭击国民府总部，枪杀了四中队长金文举。后来，反国民府派发表脱党声明，为打倒国民府另行组织了称为反国民府委员会的团体。
我担心崔昌杰的人身安全，是来自这种政治背景的。行军队伍走到离三源浦一里来地的时候，我下了快步走的口令。因为要急于见到崔昌杰，我们两条腿好像添上了翅膀。
可是，到了三源浦听到崔昌杰的消息，我们不禁愕然失色。那里的组织员告诉我们他牺牲了。据他们说，崔昌杰在指导孤山子共青支部工作时，被国民府右派抓去，不知去向。听到反日人民游击队到的消息，三源浦共青支部成员朴某来见我们，他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国民府的恐怖分子们把崔昌杰骗到金川县姜家店去杀害了，并散布舆论说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密探被处决了。有的青年说，崔昌杰在往返海龙——清原间开展活动时，不幸遇害。
不管怎么说，看来，崔昌杰已不在人世，倒是事实。
我激愤到极点，说不出话，流不出泪来。
一向那么热烈、那么热情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健儿，而如今竟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这是继我们在安图——抚松县境一座无名的山脊尝到的悲痛后，又一次无情地奇袭我们的心的巨大悲痛。
在武装斗争以反日人民游击队严整的军容登上历史舞台，其枪声在广阔的满洲大地上奏起新时代的序曲的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像崔昌杰那样忠诚的战友牺牲，这对我国革命来说，不能不是令人痛心的损失。
车光秀坐在我身旁流泪，泪水润湿着在炎阳下发蔫的草地。
我为了慰问崔昌杰的遗属，带队向孤山子进发。崔昌杰的爱人带着还不会走路的儿子和小叔子出来迎接了我们。她是一位刚强的妇女。她在我们面前没有流泪。她反而请求我们说，拿起枪打日本鬼子是她丈夫的生平愿望，现在她要继承丈夫的遗志去打敌人，要我允许她参加游击队。
我们改变计划，在崔昌杰的遗属身边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部队离开孤山子的时候，崔昌杰的夫人把我们送到很远。
我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她，便抱起孩子拍了拍他的小脸蛋。刚生出两颗牙的男孩子，长得很像他爸爸。孩子伸出小手摸着我的脸，嘴里叫着“阿爸”、“阿爸”。他的母亲见此情景，第一次流了泪。我也禁不住眼眶发热湿润，便把脸颊贴在孩子的脸上，回身望孤山子村，默默地望了好久好久。
“大嫂，要把孩子抚养好，让他继承父亲的遗志”
我喉咙梗塞，再也说不下去了。
部队走出孤山子约有五里地的时候，金日龙见我们悲伤过度，便建议鸣枪追悼崔昌杰。大概他以为鸣枪悼念，也许多少能转换我们的情绪。还是饱经风霜的金日龙想得深！
“只听传闻，我不愿意相信他死了。我们连他的遗体都没有看到，怎么能先鸣枪致哀呢！”我说。
我们经过蒙江到了两江口，接到了令人惊骇的情报：隐居在抚松地区的20来人的一股独立军，同由七八十个人组成的一支中国人武装部队合作，在策划袭击我们，缴我们的械。这个阴谋的首倡人，正是国民府所属的独立军。他们侦察到由蒙江向两江口方向移动的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行军路线后，通知中国人反日部队说，这支部队正是共军的主力。独立军协同中国人反日部队先行占据了我们将经过的村庄，在等我们进村。
给我们提供这个情报的是两江口的共青盟员。两江口有很多我认识的组织员和青年。我们一到两江口，他们就告诉了我这个内幕。
这时，游击队员中爆发了打倒国民府恐怖分子，替崔昌杰同志报仇的喊声。有些同志曾经在柳河的青年们呼喊要消灭国民府的恐怖分子，替在南满青总大会时被害于槐帽山山沟的六位烈士和崔昌杰报仇的时候，还和我一起说服过他们。现在连这些同志也找到指挥部来提意见，说我们的克制力也是有限度的，要好好打一仗，打掉他们的坏习气。要打掉他们的坏习气，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从力量上来看，他们是占优势的。
但是，这种力量上的差异，倒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难处，就在于我们要对付不该当做敌人的敌人。为抗日救国这一共同目的而战斗的武装部队互相开火，这只能说是只有30年代初的极端混乱局势才能造出的一幅漫画。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同室操戈，是可笑的；中国反日部队和独立军合作，攻击反日人民游击队，也是个怪事。
打起来，当然要分出胜负来。然而，在这类的战斗中，胜者和败者，都难免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不会有人给胜者戴上桂冠，也不会有人为败者的牺牲流泪。
如果触犯了中国人的武装部队，就有可能给我们的活动造成难以克服的困难。好不容易实现的同救国军的联合战线，就有可能被破坏，那么，我们就又将回到那种蹲在人家后屋，擦枪度日的早期状态。打独立军部队，也会带来与此相同的恶果。如果共产党的部队打了独立军部队，那么，人民就会不理我们，冷眼对待我们。反共分子则会把它当做好机会，大肆诽谤共产主义者。
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枪对枪地进行血战，这是连想都不能想的事。可是，独立军却在松花江对岸，正在准备打这种血战。
当我回忆1932年夏的时候，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件事。当时，为了摸索根据民族团结的宗旨和抗日救国的大义，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的办法，我通宵达旦地绞尽了脑汁。这件事，可能使我的寿命减了十年。
国民府的军队，没有跟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军打过一次像样的仗，而对我们却干出禽兽不如的可耻罪行。对他们的这种行径，我也禁不住满腔愤怒和憎恨。
我同指挥员们一商量，他们也都怒气冲天，异口同声地说，应该让国民府法西斯分子尝尝铁锤的味道。
“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改掉坏习气，再不敢来惹我们。要给他们个厉害，让他们到了地狱，也不敢手沾同胞的血。”
车光秀眼里直冒火，他呼喊说，替被国民府杀害的同志们报仇的时候到了。
这样看来，当时在我们四周的武装部队，都是我们的敌人了。独立军、救国军、土匪、红枪会、大刀会都成了我们的敌人。反日人民游击队所以处于这种逆境，是因为没有像刘本草那样的证人，能够证明我们部队是救国军的别动队。我们通过刘本草，成功地使部队合法化了。可是如果不同刘本草那样有力的证人一起行动，那么随时都确从四面八方受到攻击的危险。在这期间，于司令的部队已撤出安图，同王德林部队一起退到宁安县一带去了。安图成了自由地区。自卫军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就陆续向日军投降了。当时，部分自卫军早已抛掉反伪满抗日的口号，变成了随日军顾问的指挥棒行动的反动军队。上面提到的那支中国人反日部队所以竟敢下决心要消灭我们这个广为知晓的共军主力部队，是因为他们已沦为受日军指挥的反动军队。
独立军的余党为国民府的反动宣传所骗，变成了睁眼瞎，不了解我们的真心，勾结转向反动的反日部队，向我们挑战。就这个问题，我进行了反复思索。不管对方这个军事集团变得多么像土匪和向右转化，毕竟还是和我们同属一个血统、同属一个民族，而且也曾献身于救国斗争，所以我们不能用军事方法对它进行报复或加以制裁。无论如何一定要用政治方法说服他们。我们是把反日统一战线看得绝对重要的。
于是，我派以朴勋为首的几个同志到独立军驻地二道白河去了。
“朴勋同志，今天你的武器不是枪而是嘴。决不能放一枪，一定要用嘴来说服他们。你善于辞令，举止大方，给人的印象很好，我想你是可以感化他们，防止同室操戈的。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千万不要动武。如果我们在这里放了一枪，就有可能葬送同民族主义者的统一战线。怎么样？这项任务可能不合你的脾气，有把握完成吗？”
我这么一问，朴勋笑着挠了挠头说：
“倒是有些棘手，不过，试试看吧！”
我送走了朴勋以后，久久地在松花江畔踱步，心里祈望着今夜千万不要响起枪声。朴勋果真能说服独立军吗？我心里并不是没有忧虑的。
他虽然是个能干的鼓动家，办法多，可是一生气，就不顾一切。他这种像黑熊一样的脾气，使我放不下心。
我明知朴勋的这种弱点，却毫不犹豫地派他到独立军的营地去，是因为我们的部队里再没有能胜过他的活动家。
当时，在这方面能同朴勋比高低的人物，是车光秀。按情理，本应当由车光秀来大显身手。可是，车光秀听到崔昌杰牺牲的消息后，受到的冲击太大，无法控制自己。
“朴勋，你可一定要成功啊！”我心里反复地说，眼睛直盯着二道白河方向。
幸亏，没有发生我担忧的不幸事件。
我们的同志对独立军士兵有条有理地进行说服，并恳切地呼吁爱国力量要团结起来。他们听后深受感动。他们坦率地说，他们对上层的做法也是感到不满意的，只不过采取了隐忍的态度，没有付诸行动。他们并纷纷表示要缴出武器，到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里来，跟我们一道战斗。
虽然独立军的上层还不愿和我们合并，但下层士兵则切身地领会到不应该对抗，而应该合作，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战斗，欣然同我们携起手来。这是独立军和我军合并的开始。
这样，我们又顺利地闯过了一道难关。由于同梁世凤的决裂，加上崔昌杰的牺牲这一冲动人心的事件，对国民府的憎恨和怨恨重新燃起，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样的时候，我们为了民族大团结的宗旨，能够发挥出作为20几岁的年轻人是难得的恢弘试题和忍耐精神，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果当时我们失去理智，为复仇心理所驱，打倒了国民府，或者跟独立军队员动了干戈，那么，我们就不能像今天这样问心无愧地看我们后一代的面孔了。同时，也就不会看到梁司令的300多名部下在数九寒天打着合作的旗帜，来找我们人民革命军的历史画幅的。
世上没有比爱国家爱民族更伟大、更纯洁、更神圣的感情。
可以说，民族团结精神，是爱国家爱民族的感情中成为其精髓的最高灵魂。朝鲜的共产主义者自从为民族解放走上征途的第一天起直到今天，不论在何时何地，毫不动摇地珍视和坚持了民族团结的理念，并为此不惜作出一切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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