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汪队长，争取万顺

    1936年的春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异常的春天。当时，我们计划了许多工作：组建新师、成立祖国光复会、准备建立白头山根据地。此外马鞍山等抚松的许多地方又发生了种种重大变故，使我们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重重迭迭的难题。

    要处理这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就需要一段安静的时间。然而当时的形势不让我们有片刻的安静。盘踞在抚松地方的两股势力分别给我们制造困难，妨碍我们的活动。这两股势力，一个是以汪队长为首的伪满警察“讨伐队”，另一个是以万顺为首的救国军山林队（反日部队）。

    汪队长，这是指一个姓汪的警察队长，而这个汪队长的称呼还带有“讨伐”王的意思。因为他从在军阀张作霖部队当兵时起，就是专门“讨伐”土匪的能手。九·一八事变以后，唐聚伍退到中国关内，自卫军土崩瓦解，他就投降了日军，举起伪满洲国的旗帜，当上了伪警察队长。从此，他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大大施展了从前练就的“讨伐”本事。

    汪队长出去“讨伐”，从不空手而回，每次都能咬住“讨伐”对象，割下脑袋或耳朵，拿回来交给主子。日本主子就大加赞扬，赏给他巨额的奖金。这个汪队长对万顺部队特别狠毒，只要碰上万顺部队，他就穷追不舍，十分凶残。在抚松一带，只要姓汪的一来，反日部队就吓得闻风丧胆，怕得要死。这一带的反日部队，都把这个汪队长称做“抚松的李道善”。所谓李道善，就是安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杀人魔鬼，他愚顽执拗，阴险毒辣，惨无人道，是间岛一带无人不知的穷凶极恶的害人精。而汪队长，是与之不相上下的汉奸走狗。

    就是这个汪队长，这年春天成了我们开展工作的主要障碍和敌人。

    其次，救国军的万顺，也开始妨碍我们的活动，其恶劣程度跟汪队长相差无几。其实，当时我们到抚松方面来的时候，是打算把万顺的部队争取过来做我们的主要友军的。然而万顺不但不把我们当朋友看，反而像对待敌人一样地对待我们。过去，金山虎为马鞍山儿童团员购买衣料，在回来的路上被山林队抢劫了的时候，我们的队员本不该惩罚他们，但因为气愤难忍，就狠狠地惩罚了他们。结果，把关系闹僵了，使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麻烦。

    “高丽红军”很淳厚，不容许任何人随便碰穷人的财物，可是对我们山林队的困难，却连理都不理。他们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合不来。

    这是山林队员普遍的看法。他们遇到我们单独行动的人，就故意寻衅闹事并企图将其杀害。本应联合起来并肩战斗的人竟然如此愚顽，对我们来说不能不是又一个令人大伤脑筋的事。我们的处境又变得同在间岛创建游击队的初期差不多了。要说有所不同，那就是我们的力量已经不小了，而且我们在军事上的威望已经为大家所公认，连敌方的汪队长、可以做我们同盟者的万顺队长也都怕我们了。

    怎样才能消除这种妨碍，争取到安静的时间呢？我经过反复的思考，决定不跟汪队长作对，适当地应付他，而对万顺队长，则要争取他，同他建立统一战线。

    于是，我先给汪队长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如下：

    我同你是老相识，彼此都很熟悉，因此愿同你开诚相见，谈几点意见。

    “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军队。对伪满军警，只要不伤害我们，我们无意作战。只要你同意我们的要求，愿意同我们讲和，我保证不攻打你手下的警察队和各警察支署”。

    接着，我对他提出了如下的要求：你们要停止对山林队的“讨伐”，准许人民革命军的工作员自由出入并停留城市和村庄，停止对积极支持人民革命军的爱国人士的镇压，立即释放在押的爱国人士。最后指出，只要你答应这些要求，我们保证尽可能不扰乱抚松县境内的治安。”

    去信没过几天，汪队长回信答复我们说，完全同意我们的建议，全部答应我们的几项要求。

    这样，我们和汪队长之间就订立了互不干扰的秘密协定。以后双方都很好地遵守了这项协定，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按照我们的要求，汪队长停止了对山林队的“讨伐”；我们的工作员或联络员出入他管辖的城镇和集团部落，也不加过问；收敛了对朝鲜爱国志士的镇压和检举。我们也没有袭击他管辖的部队或搅扰他管辖地区的“治安”。

    当我把一大堆“民生团”档案袋烧毁之后，派队员们去夺取武器的时候，就一再强调，绝对不要在抚松县境内闹出乱子来，只能到抚松县境外的地方去打仗夺取武器。

    那个汪队长并不愚笨，是个十分机灵敏感的人。他知道我们在间岛和北满的活动，知道我们的实力有多大。因此他根本就不愿跟我们交锋。他一得到我们来到抚松的情报，就警告他的部下说：

    千万不要跟“高丽红军”作对，别以为他们兵力少就胆大妄为。要是贸然触犯了他们，你就别想活命了。最好别惹他们，远远躲开他们才是上策。没有胜算的仗，干脆别打。

    他一见到我们穿黄军装的部队，就退避三舍，装作没看见。但是，一见到穿黑衣服的山林队，他就拼命追打。同拥有一千多人枪的万顺部队相比，我直接带领的兵力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被汪队长欺侮，受损失的却不是我们，而是万顺的山林队。

    实际上，我们同汪队长讲和的时候订了一项不伤害万顺部队的条款，其目的就在于保护和壮大反日力量。

    到了30年代后半期，反日部队的活动逐渐减少了。因为救国军的主力王德林、唐聚伍、李杜、苏炳文等的部队经过山海关或苏联退到了关内，王殿阳、殿臣等坚决抗日的武装队伍抱着誓死为国尽忠的决心进行了浴血奋战，最后都被敌人消灭了。丁超、王玉振等人的部队则打着白旗归顺了日本。驻在抚松、临江县界的万顺手下的各小股部队和友邻部队也陆续出现了归顺者。1935年秋，在初水滩就举行过欢迎马兴山部队的九十多名士兵向日寇投降的所谓归顺仪式。救国军的其它残余部队，也都分崩离析，各自组成小集团，逃入深山密林，消极抵抗，有的变成了土匪。

    这种情况，使部分共产主义者产生了忽视甚至认为无须同反日部队搞统一战线的思想倾向。如果让这种思想任其自流，就说明我们对反日联合战线的立场是不够坚定的。

    于是，我们一方面同汪队长订立“和约”，另一方面开始对万顺部队做工作，以实现同他们的联合战线。

    我的部队里有一个从山林队过来的年岁较大的队员。我通过他给万顺送去了一封内容如下的信：

    你的名声，在我们革命军中也是尽人皆知的。我们来到抚松，本想立即同你会见，互通姓名，共商反满抗日共同斗争的对策。不料，我们还未及会面，就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致使我们未能如愿，深感遗憾。

    据我们的政治委员对抢劫革命军后勤物资时受枪伤的山林队员的审讯，得知他们是早在两三个月以前就已经逃离你的部队沦为土匪的逃兵。尽管如此，有人却造谣说，我们的士兵伤害了你手下山林队的现役军人。这是害怕我们两军友好的敌人施展的奸计。

    我诚恳地希望我们两军解除误会和不信任，消除反感和敌意，成为战友和兄弟，共同参加反日联合战线。

    万顺无视我们的建议，没有回信。其实，他的无言的答复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说，没有我们，他们照样能活下去。的确，那时万顺在抚松一带已经有了能够有恃无恐地对待我们的条件。因为汪队长根据我们许下的诺言，放缓了对万顺等所有反日部队的攻势。他只在表面上装模作样，继续“讨伐”，实际上并没有进行“讨伐”。因此，万顺的山林队，即使没有后援，也能安心度日子。这种情况反而促使山林队的零零星星的妨碍活动更加放肆。经过我们一再警告，他们的活动才逐渐地有所收敛。

    虽然当时还未能实现联合战线，但却赢得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汪队长的部队和万顺的部队都不再打扰我们，使我们能够专心致志地做我们的工作了。

    无论是到漫江，还是到大营，我们都先同当地的伪满军警举行和平谈判，建立了互不侵犯的关系。

    我们第一次去漫江，是1936年4月底。当时盘据在那里的警察队只有三十来人，要消灭他们，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派代表去同他们举行谈判。

    我们的代表对他们说，我们不打你们，你们能让我们驻在这个村子里放心地过些日子吗？你们只管装聋作哑，蹲着别动，等我们走后，如果你们的上司追究你们的责任，你们就说，他们游击队兵力雄厚，没敢抵抗。这个你们能办到吗？他们一口答应了。我们不仅不打他们，而且布置便衣日夜把守。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漫江整理好了准备提交东岗会议的有关成立祖国光复会的大部分文件。因为没有敌人打扰，工作很顺利，进展很快。

    对不愿跟我们作对的敌人，我们采取宽容的态度。这是我们从开始抗日武装斗争以来就作为铁的原则坚持执行的对敌方针，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整个抗日武装斗争期间始终一贯坚持的军事行动准则。

    我们拿起枪杆，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自救。拯救祖国，拯救民族，这就是我们的斗争目的和使命。我们的刀枪只用于处罚侵占我们祖国、残杀我们同胞、侵犯我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敌人。因此，我们军队的正义的剑，对值得保护的人来说，是仁慈的宝剑，对穷凶极恶的反抗分子来说，却是无情的利剑。

    这年春天一直守本分的那个汪队长，不知受了什么煽惑，入夏以后又对反日部队开始了“讨伐”。可能是驻在抚松县城的日军守备队和宪兵队对他施加了压力。抚松街头的电线杆上又挂上了被砍下的反日部队士兵的首级。这样一来，万顺手下各山林队里就又开始出现了逃兵。这些抗日救国的意志不坚定的山林队的见利忘义、目光短浅的本性重又滋长起来，再一次阻碍着我们争取联合抗日力量的努力。不制止住姓汪的“讨伐”，万顺部队将无法避免崩溃的命运。于是我又给汪队长送去了一封信：

    我们得到令人不快的情报，说你调动你手下的警察队重新开始了对山林队的“讨伐”。如果这是事实，那就说明你撕毁了同我们的协定。我劝你深思熟虑，慎重处事，不要自食其言而损伤了自己的名誉。要记住，对顽固不化，蓄意挑衅反抗的人，我们是绝不宽容的。

    过了一个星期，姓汪的仍没有回信，也没有停止对万顺部队的“讨伐”。那个姓汪的可能心里想：我不怕你们的威胁，要打就打吧！

    抚松县的各个要隘，都增加了几百名关东军的“讨伐”兵力。姓汪的更加骄横放肆了。

    7月初，我又给姓汪的去信，对他做了最后一次的警告。可是过了四五天，他不仅没有回信，反而袭击了万顺部队驻大碱厂附近的一个宿营地。这个消息，是我们在抚松县和临江县交界的某树林里听到的。

    姓汪的所作所为，激怒了我和我的战友。当然，我们根本就没有期待一个受日本主子操纵的伪满警察队长，会忠实地履行对共产主义者许下的诺言。但是，我们曾认为他也是一个中国人，会有一点理性。我们对伪满军进行瓦解工作，就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这种理性有某种程度的信任。我们说服姓汪的同我们建立互不侵犯的关系，也是从这种信任出发的。我们表示信任的敌军中下层军官，大部分忠实地履行了对我们许下的诺言。在额穆偶然同我结了缘的伪满军团长，系统地给我们送来了杂志《铁军》的大蒲柴河伪满军营长，都是这样。然而那个姓汪的，作为我们的老相识，居然弃如敝屣一般背弃了同我们的“协定”。没有信念的人，最后必然是要背信弃义的。我认为，那个姓汪的人，就是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必亡、朝中两国人民必胜的信念。

    他的背叛，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尤其是他以枪声回答我们的诚意和耐心的期待，是我们更不能宽容的。我把金山虎叫来，交给了他这样的任务：选拔英勇善战的三十来名战士，到第十团去，同该团作战，严惩那个汪队长。与此同时，我们也率领主力部队，隐蔽地开到了西南岔附近的嘴子山。

    西南岔虽然是一个不大的集团部落，但却是敌军“讨伐队”的重要出征基地。这里还有警察支署和自卫团的兵力。

    我们准备打西南岔战斗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严惩背信弃义的汪队长，从军事上压制敌人，同时解决武装新师所需要的武器。

    新组建的师，打过了头道松花江战斗以后，又在老岭打了一次大仗。要是打好了这一仗，是能获得大批武器的。我们本来周密细致地订好了作战计划，做好了准备，但是突然发生的情况，使我们没能按计划打好这一仗。敌军斥候队的一个鬼子，慢慢腾腾地走进我们的埋伏圈里撒尿，猛然发现了我军队员，吓得慌忙放了一枪，我军队员也随着开了一枪，战斗就这样打响了。结果，虽然杀伤了几十名敌人，也缴获了一些武器，但未能按计划干净利索地消灭敌人。

    为了好好地补偿在老岭战斗中未能完全消灭敌人的遗憾，我们准备了西南岔战斗。

    当时，我们部队里有个曾在西南岔当过伪满警察的中国人，他是因为恨那个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警察支署署长才投到我们这边来的。那个署长是人人切齿痛恨的恶棍，他对老百姓自不消说，对他手下的警察也极端残暴。那个中国人队员愤怒地说，他投到我军来，头一个目的是在解放中国以前先处决那个警察支署的杨署长。我们打过老岭战斗之后所以要打西南岔，也是因为考虑到了那个队员对西南岔了如指掌。

    我们决定大白天打西南岔。中午12点到1点，是警察吃午饭、擦拭武器的时间。只要当敌人把武器都拆卸下来擦拭的时候打进去，我们就不会受到敌人多大的抵抗而压制住敌人。我们的游击队员装扮成庄稼人，头戴草帽，手拿农具，靠近土城，迅速地通过城门，闪电般地打进了警察支署的兵营。支署长和警察都来不及抵抗，就做了我们的俘虏。自卫团也都被俘了。战斗结束后，我们在警察支署的前院搭起露天舞台，为群众进行了文艺演出。然后放火烧了警察支署的建筑。

    我们向西岗撤走以前，向警察讲了话，然后发给他们路费，放他们回家。这时候，一个俘虏悄悄地问我们的一个队员：

    “游击队老总，你们是怎么进了城门的呀？”

    “飞进来的呗！”我们的队员开玩笑说。

    “真是活见鬼，哨兵干什么来着？”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对西南岔警察支署的袭击，大大激怒了那个姓汪的队长。他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更加疯狂地进行了“讨伐”。

    为了诱敌人上钩，金山虎带着三十来人的诱敌小组来到抚松县城附近，让队员们都换上了山林队的服装，自己也穿上了山林队排长的服装。我们知道，最能使那个姓汪的眼馋的诱饵就是清一色穿黑衣裳的山林队。

    金山虎在半夜里带队闯进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学着山林队的样子，到一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闹腾了一阵，接着又到黄泥河子去照样闹了一阵，然后悄悄地撤到村后的山沟里。

    姓汪的得到这一情报，第二天一早就带着部队杀气腾腾地来到了黄泥河子。

    他对村里的人们夸口说：

    “别怕，我马上就去把那些土匪斩尽杀绝，你们就等我回来好啦。给我好好准备一顿午饭吧。这些不逞之徒！我保证午饭前就砍下他们的脑袋回来。”

    他说罢就带着部队循着我诱敌小组的足迹往后山上爬。

    半山腰，早有我们的第十团设了埋伏。清晨，又有金山虎的诱敌小组上来加入了这个队伍。我们的队员预先在这里立好了稻草人等诱敌的伪装物。当敌人上来时，掩蔽在这些伪装物后面的我军队员先开了枪。

    那个姓汪的和他的警察“讨伐队”朝着树林中那些黑糊糊的稻草人，一面大喊大叫，要他们投降，一面气势汹汹地往上冲。然而那些山林队士兵既不投降也不逃跑，更不倒下。这更激怒了姓汪的队长，他两手各握着一支匣枪，发疯似地连连发射，但他终于被我军队员击毙了。

    究竟他在绝命时悟到了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无从知道。如果他悟到了背信弃义的人最后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就该说是他的幸运。但是，即使他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已经太迟了。

    各地反日部队的指挥官，听了姓汪的队长被击毙的消息，都纷纷赶来找金山虎，要求把那个汪队长的首级卖给他们。他们说作为报复，要把汪的首级挂在天下人都能看得见的抚松城门楼上，让人看到这个过去残杀了许多反日部队官兵的杀人魔鬼的下场。

    我指示金山虎对姓汪的尸首不要动一根毫毛，设法把它完整地送回抚松县警察队去。

    后来，我们听说，抚松县为汪队长举行了很排场的葬礼。这个葬礼实际上替我军作了广泛的宣传。敌人的阵营里广泛传开了谁跟革命军作对谁就只有死路一条的风闻。

    对严惩姓汪的西南岔战斗和黄泥河子战斗，韩雪野的长篇小说《历史》已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除掉了姓汪的队长以后，我们订出了压制日军，变抚松县一带为我军天下的计划。为此，我们派侦察兵到四处去收集情报，了解到有六十来名日军从抚松乘船到临江方面去。我立即组织了伏击战。这场战斗，也打得很痛快。除了十来个敌人乘着被打坏的船逃命以外，其余全部被我歼灭。

    打了几场这样的胜仗，抚松一带就变成了我们的天下。这一年夏天，我们在大营度过了一段时间。在靠近温泉的地方，搭起帐篷，做了许多工作。诸如建立祖国光复会下级组织，在抚松和临江的森林地区建立印刷所、缝纫所、武器修理所、后方医院和其它各种密营，等等。

    从我们的驻地，翻过一座小山岗，就是敌人的驻地。我们一到大营，就用书面通告敌人说，我们准备在温泉住一段时间，望你们既不要在我们面前露脸，也不要向别处逃窜，要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给我们提供所需要的物资，只要这样做，我们就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虽然近在咫尺，敌人却始终没敢碰我们，也没敢向别处逃跑，乖乖地给我们送来了我们指定要的物资。我们要胶底劳动鞋，他们就送胶底劳动鞋，要面就送面。

    就在这个时候，万顺派他的使者前来向我致意，并祝贺我消灭了汪队长。之后不久，万顺这老头子还亲自来到大营温泉同我会晤。过去，我们给他送去诚挚友好的信，甚至派使者前去呼吁他同我们建立联合战线的时候，他连理都没理，更没有作出任何答复。如此高傲的老头子，这回居然亲自登门来访，的确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在这以前，为了建立联合战线，我们曾去找过于司令和吴义成，而如今，消灭了汪队长以后，这个闻名遐迩的万顺，竟然亲自登门拜访我们了。

    万顺，一眼就看出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人。他眼睛无神，或许是吸鸦片中了毒的缘故吧。他见了我，开口就说：

    金司令为我们除了姓汪的这一大害，我们反日部队的官兵都把您奉为天下第一大恩人。我此次专程登门拜访，一来是向司令表示感谢，二来是向司令表我一项心意，愿同司令结拜为兄弟。请司令忘了我过去老迈糊涂难为了您的诸多事情，宽大为怀，同我共结家家礼吧。

    他的要求，使我犹豫了片刻。我向他提出了过去同于司令和吴义成建立联合战线时提出的几项条件，然后说，如果答应这些条件，我可以考虑家家礼问题。

    我提的条件是反日部队要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作我们的友军，绝不向日寇归顺投降，不掠夺人民的财产，积极保护我们的工作员和联络员，同我们经常交换情报，等等。

    出乎我意料，万顺欣然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全部条件。每当我对各项条件作补充说明的时候，他都频频点着头说“达见”、“达通”，表示赞同。

    这样，只用几个钟头的时间，我们两军就建立了联合战线，成了友军。

    从此以后，万顺一直忠于我们之间的誓约，一次也没有违反过。

    打击汪队长、争取万顺，这在朝鲜人民革命军于南湖头会议以后的路程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其意义不仅在于我们从军事上压倒了敌人，显示了人民革命军的威力，而且在于我们在抚松地区进行的不懈努力，为进军白头山地区搭跳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努力，在实现我们朝中两国人民和爱国力量的联合战线的行程上谱写了难忘的一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