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南满的战友们在一起

    关于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中国共产主义武装力量之间的协作问题，已在1935年3月召开的腰营沟会议上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我们的部队进行第二次远征开往北满，另一支部队则越过新开岭开往南满。当时在我们的侧翼活动的中国人武装部队中代表性的部队有：宁安地方的周保中部队、密山地区的李延禄部队、南满地区的杨靖宇部队、珠河地区的赵尚志部队。这些部队都积极开展了同友邻部队的联合作战。

    开到南满的东满独立第一师，于1935年8～9月间在濛江县那尔轰，同第一军的战友们胜利会师。当时我们的部队再次越过老爷岭同周保中部队一起进行协同作战。派往南满的队伍中，有来自汪清的吴仲洽和金平。吴仲洽后来兴奋地回忆说，当时南满的同志们用松枝架起大彩门，挂上旗帜，还摆上讲坛致欢迎词，十分热烈地欢迎了东满的同志。据说，那一天的欢迎会十分隆重热闹。杨靖 宇代表南满部队致欢迎词，李学忠代表东满部队致答词。他们两个人的讲话时时被好几百人的掌声打断。我记得，当时《人民革命报》的号外登过一幅成功地描绘了这一场面的画。

    曹国安率领其主力来到黑瞎子沟密营的时候，我们正在别的地方打仗，不在密营。金周贤派通信员来给我们报信，我们才知道南满部队来了。当时负责部队后勤工作的金周贤，为了盛情接待贵客，费了不少心血。我们也为了尽早会见来自南满的同志，打完仗就急急忙忙回到了密营。

    同友邻部队的战友们见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快乐。对人的怀恋，是我们大家时刻不离心间的可贵而炙热的感情。在杳无人迹的山中生活里，我们怀恋的何止是一两样？对故乡的怀恋、对骨肉亲人的怀恋、对学友的怀恋、 对爱人的怀念、对一切文明的怀念。这一切怀恋中最令人难耐的是对同志的怀恋、对人的怀恋。正因为这样，部队在居民区停留一天，我们大家就像过节一样高兴。

    听到曹国安部队的战友们到达密营的消息，我和我的战友们都齐声欢呼着拥抱通信员，正是这种感情的流露。

    我们一回到密营，从南满来的七八十名同志也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跑出兵营把我们团团围住了。我们还来不及定定神，就被淹没在握手和拥抱的漩涡中。如果当时有第三者看到了这个情景，他可能会产生错觉，以为是我们来到南满部队的密营受到了欢迎。

    通过这次会师，我和曹国安师长才第一次见面。

    我看曹国安像一个意志坚定、要求严格的军校教官。这就是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可是几天来的共同生活改变了我的这个看法。他还是一个非常多情、平易近人、稳重沉着的同志。他比我大十来岁。

    他说他出生在吉林省永吉县，念了吉林师范学校，这使我产生了一种与同乡重逢的亲切感。他说他在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吉林第一中学任教。后来，他还念过山东军政大学，又在北京念过书。曹国安专心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这个时期。他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后，曾任过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团政委，从1934年秋起，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兼政委。

    “金司令，实在惭愧，我们还没有给队员们穿上棉衣。”

    曹国安很羡慕地环视着我们的队员穿着的厚厚的棉衣，带着凄凉的微笑说。

    “这有什么惭愧的。衣裳这样破烂，可见你们打了多少仗，吃了多少苦啊！我们的部队远征北满回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如果二师同志们不见外，我们部队里还有一些冬装，其数量我不详细，先给你们拿去穿上，好不好？要是不够，就再做吧。”

    我这么一说，曹国安高兴得不知如何才好，他说：

    “这样帮忙，我就可以睡上安稳觉了。”

    我同曹师长一起在密营住了二十来天，就联合斗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这过程中，我们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我们从两支部队的协作问题谈起，对部队的管理、队内的教育、兵员的补充、群众工作方法、游击战术以及朝中两国革命的前途问题，直至个人的家庭琐事，都毫无拘束地交流了情况和意见。

    我认为曹国安的品质中有魅力的是坦率和洒脱。他的坦率和谦逊，是令人钦佩的。我们年龄相差十几岁也绝不成为谈话的隔阂。他一旦看中了对方，就不问年龄的差距或职位的高低，总是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他对我 毫不犹豫地谈到了部队所经历的挫折和所受的损失。

    曹国安指挥的第一军第二师是以在磐石由朝鲜人组建的反日人民游击队为母体，吸收以伪满军的起义兵和从山林队过来的人组成的第一师第一团来组建的。这个师的主要活动地区，是磐石县及其周边一带。

    据说，部队编成师以来，按照军部的作战计划，每年夏季远征到辉发河北边，一到冬天就返回来，弥补远征中的损失，补充兵员；到下一年夏天，再朝江北出征。这是在扩大游击活动地区的名义下，每年必须定期进行的运动战。可是这个有规则的作战，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其固定不变的活动路线被标在敌人的作战地图上。从此，敌人把守路口，出其不意地加以打击，所以这个部队每次远征都受到很大的损失。

    据说，在那一年（1936年）夏天，部队在远征过程中损失了不少的兵员。曹国安率领师的部分力量，在东满第一师的协同下，一直出征到额穆县杉松。结束这一远征后回来，到桦甸县会全栈一带集结， 再路经抚松县径直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没有到第一军的后勤基地濛江县那尔轰，因而也就没能给队员们穿上冬装。

    正当曹国安为克服部队面临的困难，费尽心思想办法的时候，有一天，他听到了我们打抚松县城战斗的情况，这是到抚松县三道砬子河一带搞粮食工作的宋茂璇小分队回来告诉他的。

    曹国安说，他听到这场战斗的胜利，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心想，别人用新编的师还能连战连胜，而我们的部队为什么每次打仗都那么艰苦？为什么每次远征都蒙受不少有生力量的损失，而每到夏天却又要机械地往江北出征？这里难道没有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吗？他抱着这些问题，召开了指挥员的会议。

    会上讨论了从根本上改变部队军事活动的各种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要尽早同我们的部队进行联合作战。大家一致主张：只要进行联合作战，就能在战术和战法上取得进步，还能积累有益的经验。这个方案的倡议人是宋茂璇，最积极的支持者就是曹国安师长。

    曹国安立刻挥师离开桦甸县大东沟，向我部驻地进发。

    我估计，第二师的战友们虽然艰苦奋战，却没打过一场痛快的仗。听了他们经受的艰难困苦，我总觉得那一切都不是别人的事。

    一般称之为南满游击队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实际上和北满的游击队一样，是朝鲜人革命军的重要侧翼。我们从抗日战争初期起，就对南满游击队的成长壮大予以深切的关注，并 为实现同他们的联合作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还为他们输送了许多在游击战中得到锻炼和培养的东满的优秀朝鲜人干部。1932年夏，我们开往南满的时候，派代表到李红光、李东光那里去要实现同他们的合作，也可以说是这种努力的一个例子。但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曾和他们一起进行过联合作战。

    直到南湖头会议之前，我们是侧重于同北满游击队的合作的。因此，我们率领远征部队去过两次北满。我们在那里，同共产主义者搞过协同作战，也同反日部队进行过联合作战。尽管有过沉痛的损失和牺牲，但是同友邻部队的联合还是发挥了巨大的生命力。

    我们在间岛依靠游击根据地作战的时候，北满比南满离我们近得多，翻过一个岭就是北满。

    到了我们把西间岛作为新的活动舞台进行战斗的30年代后半期，南满就比北满离我们更近了。我们在白头山西南部地区连续发出的枪声，更激发了南满部队尽快实现同人民革命军队合作的强烈欲望。同南满部队的联合，成了刻不容缓的迫切问题。曹国安的师，可以说是我们在白头山地区实现师一级部队联合作战的第一支部队。

    和在东满和北满一样，在南满的游击战争也可以说是由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开始并主导的。从活动在南满的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二、三师的民族构成来看，朝鲜人占了多数。除杨靖宇、魏拯民、曹国安等人外，大部分军事、政治干部也都是朝鲜人。

    1945年12月，周保中在吉林的一次集会上作报告时说，1932年建立的东满游击队和1933年建立的磐石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密山游击队以及汤原游击队，都是由朝鲜同志和革命的朝鲜群众建立的。这些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的各个军，第五军也有过不少优秀的朝鲜同志。他还说，抗日联军的各级军政干部，上自各军长、政治部主任，下至排长、指导员、很多都是朝鲜同志。他在这里提到的磐石游击队，就是南满游击队 即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前身。

    正如磐石游击队这一通俗的名称所表明的，南满游击斗争的发祥地是磐石地区。

    磐石县党委会刚组建的时候，共有四十来个党员，也都是朝鲜人。李红光在这里吸收十来名朝鲜人组建了第一支武装队，这就是南满游击队的母体。有三十多人组成的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批队员，也都是朝鲜人。磐石游击根据地内的反日会、妇女会、少先队、和农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大部分也都是朝鲜人。在开拓和发展南满游击运动中，朝鲜人起到了先锋的、核心的、主导的作用。

    曹国安的师，也是朝鲜人多的部队。宋茂璇、朴顺一等半数以上的指挥员和多数队员都是朝鲜人。这是能够更顺利地实现同我们的联合作战和共同斗争的条件。

    南满的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在同我们的直接联系下，有时还靠他们独立自主的判断、决心和行动，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军事、政治上的沉重打击。他们还常常渡过鸭绿江奇袭国境对岸。

    30年代前半期，是我们频繁地从东满挺进国内的时期。仅在1935年1月这一个月里，人民革命军的小分队对稳城郡这一个地方就袭击了四次。在这些小分队开到稳城郡南山里、月波洞、世仙洞和美山洞一带同敌人的军警交战的时候，汉城的各家报纸大书特书，报道游击队大举袭击咸镜北道稳城、训戎等地。

    1935年5月，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一支部队在茂山郡三长面农事洞一带进行了群众政治工作，之后在安图县大马鹿沟附近同尾追而来的日寇警察展开枪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乘着一年比一年汹涌澎湃的向国内进军的激流，在鸭绿江对岸以战斗解乡愁的李红光，率部渡过江来袭击了厚昌郡东兴镇。1935年2月15日夜，他率领的第一军第一师的三个小分队，由两挺轻机枪打头，包围东兴镇，袭击了警察署、金融组合等，使敌人魂飞魄散。

    敌人为人民革命军接连不断地进军国内而惊慌失措，大声疾呼说，这是在国境警备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事件。

    袭击东兴镇立下赫赫战功，驰名内外的南满部队，怎么会有曹国安师长所遭到的那种失败呢？我望着他瘦削的面孔，不禁产生一种愤懑的心情。

    “我最近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发展同友邻部队的协同作战，才是保证我们存在并发展的唯一出路。可是吸取这个教训未免太晚了。说老实话，我后悔过去忽视了与金司令的联系。”

    曹国安好像对一切都有体会似的，长叹了一口气，用双手抚摸着脸。

    “曹师长，你就在我们这里好好休息几天，恢复元气吧。俗语说得好，天塌下来也有个洞可以钻出去。人不是神，怎能万无一失呢？暂时的失败，用不着气馁。”

    我给曹师长讲了我们在罗子沟的山脊上，在饥寒交迫中被敌人包围，整个部队濒于灭亡境地时的严酷考验，还讲了第一次远征北满时的情况：当我得了伤寒，在暴风雪中艰苦跋涉，敌人又穷追不舍，我们陷入无法挽救的处境时，一个恩人帮助我们脱离了危险……

    因为突然来了众多的客人，首先住处就成了难题。我指示指挥员们，把我们的队员住的原木房全都让给客人，主人燃起篝火在帐篷里宿营。我的指示一传下去，我们的指战员就立刻腾出原木房，搭起帐篷，燃起了篝火。客人们看到他们人人心灵手巧，个个都赞不绝口。

    在我们的队员当中，有许多燃篝火的能手。他们发明了独特的点燃原木篝火的妙着，还把它普及到整个部队。这个方法，既简单，又很奇妙。先把五六根一般长的原木放在底层支起来，第二层再放四五根，第三层又放三四根，这样都支起来，堆成金字塔形，最后把两三根放在顶上，再把干树枝当引柴放上去，然后点火。用这种方法燃起篝火，好处多，不仅燃烧时间长，而且湿柴也跟干柴一样好烧，还不大迸出火星，火力又很旺。第二师的同志们起初不大相信用这种方法能把原木烧着，可是 过不一会儿，看到金字塔形原木堆熊熊燃烧起来，就惊奇地“呀”“呀”喊叫起来。

    曹国安也很赞赏。他望着篝火，意味深长地向我微笑道：

    “这回我在漫江见了魏拯民，您猜他跟我说了些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到了金司令部队，要我们先学好燃篝火的方法。我看你们的人点篝火，真是妙极了。”

    曹国安说，他来到我们的部队，印象最深的是篝火和原木房。他坦率地说，他到我们密营之后才第一次认识到，只要有篝火和原木房，部队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幽谷中，也满可以活下去。

    第二天，我选了几名盖原木房的能手，指示他们和第七团第四连的队员一起，当天给第二师同志盖好营房，好让他们在我们密营住得舒服一些。盖房能手们砍来原木，仅用一天工夫就盖好了一座宽敞的原木房。二师同志们也兴致勃勃地帮了他们的忙。

    曹国安听到白头山密林里到处都有这种密营，禁不住羡慕地说，原来他认为白头山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是部队无法宿营的，所以专找有人家的地方去住，基本上没有在山里盖过密营。先前到江北去的时候，他也是把队员们分派到各家去住的。

    南满的同志们来我们的密营“安家”了，我便让管后勤工作的金周贤和金海山给他们筹备足够的粮食和炊事用具，还把我们后勤部仓库里的几十套棉军装全都送给了他们。可惜缺几套，未能给每人发一套。朴洙环负责的缝纫队熬夜搞突击，赶制了缺少的棉军装，第二天就给每人都发了一套，把破烂的夏装扔进篝火里烧掉了。虽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值得称道的大事，但总算我们尽到了主人的一份心意了。

    我们还安排二师的同志们洗了澡，理了发。当时黑瞎子沟密营有一口很大的烧水锅，是吴仲洽他们打横山木材所时缴来的煮牛饲料的特大铁锅，此刻派上了最要紧的用场。客人们擦洗干净了，我们再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整套洗脸用具和几盒香烟。

    曹国安到我们的司令部来代表他的部队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说，他们空手来到金司令部队，受到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深感不安，不知怎样报答才好。

    我对他说，都是抱着共同的目的和理想而战的战友，还谈得上什么关怀和照顾啊！如果我们到曹师长部队去作客，你不会给我们这点帮助吗？不要以为来到别人的部队添了麻烦，要当作串亲戚嘛；如果一定要报答的话，就在我们的密营住些日子，多给我们讲讲有趣的人生体验。

    曹国安说他是书生出身，哪里会有能引起金司令兴趣的人生体验，要说有一点异样的本钱，那也不过是在山东军政大学学到的一点东西，要是能对金司令有所帮助的话，可以讲一讲。

    这以后，他给我们的指挥员上了多次有关正规战的战术课，讲得很有深度。他的讲课对进一步深入掌握敌人运用的正规战战术，完善对付这一战术的我们朝鲜式游击战术，起了不小的作用。

    作为回礼，我们给曹国安部队连长、政治指导员以上的指挥员，讲了我们创造的游击战的经验。因为结合了生动的实战经验，南满客人们都深感兴趣，聚精会神地听讲。

    我嘱托二师同志们要特别重视拥军爱民：

    “要牢牢记住，人民是我们的力量、智慧和生命；因此，要相信人民，向人民学习，依靠人民，发动人民群众来进行斗争；要得到人民的帮助，就要赢得人民的爱护；要赢得人民的爱护，就要首先爱护人民；因为只借住一夜，你就随便给当地居民增添负担，群众就会讨厌你；如果随便动用或损坏人民的财物，其后果将是无可挽回的；如果你像亲骨肉般地爱护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会主动地跟着你走，这样的军队是一定会百战百胜的。”

    南满同志们在黑瞎子沟同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多次参观了我们的部队，看了我们每天学习、开会、训练等作息的安排。他们的反映很好，都异口同声地赞叹说，从前听人说你们是大学生部队，今天来看果然名不虚传。

    曹国安真诚地对我说，直到不久前，他还习惯于像浮萍一样漂泊在江南、江北，未曾考虑到要建设密营来自力更生，也未曾想到要在以密营为中心的游击活动地区建立地下组织网点，依靠以密营和地下组织网点组成的根据地扩大和发展武装斗争。

    有一天晚上，曹国安看了我们部队的娱乐会之后，同我在树林里漫步时说：

    “金司令的部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富有军队的气派。现在，我知道了金司令部队连战连胜的秘诀。”

    南满的战友们为了了解我们部队的生活，作了细心的观察和极大的努力。他们照我们的方式修改了作息表，也用我们的方式进行学习和训练。在逗留我们密营期间，他们充实了力量，加强了军事纪律，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了。

    “依我看，现在已经到了两个部队联合起来和敌人大打一番的时候了。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对那些疯狂进行‘冬季大讨伐’的敌人来一个左右夹攻吧。包括桃泉里在内的长白、临江县界地区群众基础很好，又能得到我们组建的地下革命组织的积极帮助和支援，可以很快地吸收优秀的青年来补充队伍。我想，我们两支部队紧密携手，在左右两侧展开不断的消耗战，就能取得赫赫战果的。”

    曹国安欣然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们还决定根据需要进行协同作战。

    二师战友们离开我们密营的时候，都有依依不舍，我们部队的指战员们也都抑制不住惜别之情，流下了眼泪。

    临别时，曹国安向我提出要求说：

    “金司令，能不能给我选派一个可以做传令兵的人？”

    我又碰到了同我在北满碰到的完全一样的问题。在北满，周保中曾向我要过朝鲜族指战员。我接受他的这一要求，把东满部队的朴洛权、全昌哲、安正淑、朴吉松等很多朝鲜族指战员派到北满部队去了。

    “谢谢曹师长如此信赖我们的同志。你是不是和朝鲜人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我问他说。

    曹国安回答道：

    “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不过，自从认识了李红光和李东光之后，我就被朝鲜同志迷住了。当李红光打垮了邵本良部队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惊叹不已，恐怕间岛人是不会了解的。”

    邵本良跟安图的李道善和抚松的姓汪的队长一样，是在柳河县一带肆意残杀人民群众、掠夺百姓财产的穷凶极恶的伪满军高级军官。邵本良率领的伪满军部队在柳河县三源浦、孤山子和凉水河子一带，被李红光消灭掉了。

    李红光打败了邵本良之后，当第一军指挥部在凉水河子附近被敌人的大部队包围的时候，他又以惊人的机智与勇敢救出了杨靖宇。从这时候起，杨靖宇等第一军的干部都把李红光作为救命恩人和勇敢的象征，衷心地热爱他。

    曹国安说，李红光阵亡时，杨军长和第一军的所有干部和队员，都悲痛欲绝，其情一言难尽。

    我决定满足曹国安的要求：

    “我有一个从汪清时代起就一直非常爱护的机枪手，不知你喜欢不喜欢。他姓姜名叫曾龙，是排长兼机枪手，又是个大力士。”

    原来姜曾龙是曹师长的老相识，跟二师组织科长宋茂璇也很熟。我们商定把他编入第二师。

    姜曾龙得知这一决定之后，坚持要留在我的身边。我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他去了二师。他到曹国安的部队之后，听说当了第二师指挥部警卫队机枪排排长，战斗得很好。

    此后，曹国安部队在长白、临江县境，开展了猛烈的军事、政治活动。他们离开我们的密营，径直到桃泉里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补充了队伍，选定了密营的预备基地。与此同时，我用书面指示金在水发动祖国光复会基层组织好好支援曹国安部队。桃泉里等下岗区的各个村庄，都充实了祖国光复会 的基层组织，积极开展了支军工作，尤其是对二师给予了真诚的大力支援。

    在他们的支援下，南满部队同闯入桃泉里的靖安军作战，取得了胜利。那是1936年11月中旬的某一天，指挥部接到群众的敌情通报，就决定以夜间伏击战消灭敌人，于天黑以前在桃泉里炮台街的角落设了埋伏。埋伏地点定在离村庄最尽头一栋房子只有十多米的地方。敌人的大部队一进村庄，就把每一家的老百姓都拉出来逼他们供出游击队的去向。老乡们明明知道游击队埋伏在眼前，但都一口咬定说不知道。这是多么令人感激的群众。他们面对着一不小心泄漏了秘密就会使全村遭殃的岌岌可危的情况，都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一直没有说出游击队的去处。

    在人民群众忘我的声援下，二师同志们在这一天的伏击战中取得了巨大的战果。第二天，他们又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当敌人派二十多辆汽车前来拉运前一天战斗中毙命的尸首时，以密集的火力重重地打击了敌人。

    在桃泉里补充了队伍，取得了巨大战果的曹国安，给我来信说，我们在黑瞎子沟密营住了一些日子，收获很大，其效果已经开始发挥出来了，我曹国安不会忘记金司令的帮助，今后将继续给你报好消息。

    然而很可惜，曹国安没能实现这一美好的心愿。第二师在开往临江的途中，在长白县七道沟木材所附近突然与敌人遭遇，展开了激战，曹国安不幸受了重伤。他把指挥任务暂时交给 宋茂璇，然后跟警卫队一起隐蔽到较安全的地方去养伤。后来，有个叛徒向敌人告密。敌人为了活捉曹国安，从四面包围了他们。为了救出曹师长，警卫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但他们的这种努力，却未能奏效，曹国安终于多处中弹，壮烈牺牲。

    我听到曹国安阵亡的噩耗，不由得想起他对我说过的一段话：

    “金司令，将来进行解放朝鲜的决定性作战的时候，你要叫我一声，我一定率部去找你。”这是他和我道别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可是，曹国安已经无法实现这一诺言了。他不仅没有看到朝鲜的解放，而且也没有看到自己亲爱的祖国——中国的解放，就溘然长逝了。我为此感到无比的悲愤。

    1937年初，第二师军需部长朴顺一带着宋茂璇通知曹师长阵亡的信件，来到了我们的密营。

    宋茂璇在信中毫不掩饰地谈到了失去了师长的悲痛和自己因不知今后应当怎样指挥部队而焦躁不安的心情，并要求我们帮助他确定活动方向。

    我给他写了一封在当时看来是颇长的回信，向为失去指挥员而悲痛的同志们表示同情。我在信中特别强调了要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克服部队面临的危机，在部队管理中要高度发挥集体的智慧。我还向宋茂璇提出了我的意见，在雪下得多的情况下，要在敌人不容 易接近的鲤明水山地建立密营，集中力量搞好对新队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最后告诉他过了春节后我准备访问他们的部队。

    作为一个普通客人去吊唁与我有莫逆之交的战友，是我道义上应尽的义务；对失去了师长的他们来说，我们只是去看望他们，也会使他们得到安慰和支持。

    红头山战斗后，我便按照诺言动身去看他们。途中我们打了一场桃泉里战斗，在四门开庭村庄住了一宿，并向鲤明水上游和八道沟派出了侦察小组。

    二师同志们通过通信员听到我们来到了四门开庭村庄，就连晚饭都顾不上吃，连夜赶来接我们。过了午夜，我们才接到了他们来到的报告。我叮嘱金周贤为客人准备糕片汤后，就带传令兵去接他们。二师的指挥员们见 我离老远就向他们打招呼，都一窝蜂似地跑过来团团围住我，跟我拥抱。他们的脸都冻得冰凉冰凉，每当拥抱时，就像大冰块碰我脸似的。

    代行师长任务的宋茂璇，直到我们的宿舍，还不放我的手，说：

    “谢谢司令官同志，您是在我们的部队经受严酷考验的时候，给了我们力量的恩人。”

    “组织科长同志，这样的夸奖，我可不敢当。我来的是不是太晚了？”

    他跟从前一样，这天也待我格外亲切。我曾经像同乡一样对待曹国安，而宋茂璇也像同乡一样对待我。他本来在吉林近郊叫做五里河子的村庄搞青年运动，后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五里河子是李东光领导过青年运动的地方。在他的领导下，宋茂璇等五里河子地方的青年组成一个革新青年会，在其周围团结了不少青年群众。当时，永吉县一带还有叫新兴青年会、前进青年会的青年组织。宋茂璇是革新青年会的组织委员。1928年春，这个组织由李东光改编为反帝青年同盟，后又改称共青同盟。

    当我们开展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和抵制日货斗争的时候，五里河子的青年组织就举行了同情示威。

    李东光在五里河子一带领导青年运动和我们在吉林领导青年学生运动，时间恰好是在同一个时期。

    宋茂璇每当回顾吉林时期的时候，就非难正义府的一些干部。我责备他说，非难为独立运动不辞辛劳的前辈，不是太过分吗？可是他却脸红脖子粗地说，就是说得更重一点，也不会有损身份 的。我又问他，为什么对正义府的干部持有这么不好的印象？宋茂璇谈了1928年初由正义府召开的吉林地方会议的情况。看来，当时宋茂璇也作为五里河子的代表出席 了这个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双河镇、江东、新安屯等地的代表。议题是征收义务金的问题。在会上，高而虚代表正义府发表过激的讲话，他说，管辖区的百姓不肯缴纳义务金，所以非出动军队征收不可。 他的这一讲话，引起了主持会议的一方和与会者一方之间的论战。宋茂璇也代表五里河子发言作了反驳。就为这一点，会后他被高而虚派的恐怖分子毒打，昏倒了。

    宋茂璇对在旺清门发生的国民府的恐怖事件，也十分熟悉。我同他还谈到了吴东振、玄默观、高远岩等人。凡是与吉林有关的事情，连细枝末节都谈到了。在黑瞎子沟密营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对吉林时期的往事，都做了回忆。

    可是在这四门开庭的农舍里，我和宋茂璇都没有把吉林时期作为话题提出来。我们只缅怀着曹国安师长，就没有曹国安的师的前途问题进行了交谈。

    我们请二师同志们吃了一顿糕片汤。被称为大肚子的一个中国人指挥员，竟吃了三大碗。他说，今天才像真正过年的样子。原来他们打了高力堡子木材所之后，归途中遇到敌人的追击，没来得及吃晌午饭。

    我们的部队和第二师的指挥员们，在黎明时分召开了讨论鲤明水战斗的联合作战会议。

    我根据多年的经验估计到，敌人可能在这一天中午开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在通往鲤明水的路上故意留下了杂乱的脚印。从二道岗方面来的敌人，必然是要到鲤明水这条山沟里来的。因为第二师的同志们打了高力堡子之后，边打边退到了鲤明水这条山沟，所以八道沟方面的敌人也必定打到这个地方来。

    最适于消灭这两股敌人的埋伏地点，是鲤明水和北水沟的汇合处。这是我们在进入鲤明水的时候就已经选定的地点。

    我在作战会议上向与会者们说明了这一天敌人可能的行动方向，强调了打一场伏击战歼灭大股敌人的必要性。因为伏击战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保持队伍的隐蔽，所以还强调了如下几点：要在天亮前吃完早饭，火速赶到埋伏地点 ；占据埋伏阵地之后，绝对不许生火冒烟、说话、咳嗽、擅离阵地；没有命令，不得开枪。关于对敌人进行喊话的内容和方法、处理俘虏等问题，也作了具体的布置。

    接着，给各部队指定了战斗任务。据侦察，敌情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根据我的提议，整装待发的两支部队的指战员都集合在一起，为曹国安师长举行了追悼会，我和宋茂璇分别致了悼词。

    鲤明水从长白县四登房山脊分水岭往西流入八道沟河。四门开庭坐落在这条江的上游附近。从这里往下游走十五里左右，就有一个住着十五六户朝鲜族火田民的村庄，这就是鲤明水村。

    各部队在天亮以前进入埋伏阵地，挖好了战壕。附近的陡坡都覆盖着积雪，鲤明水已结了冰。天气酷寒，冷风砭人肌骨，但战斗员的士气都很高。二师的同志们早就听说我们的部队每次作战都取胜，因此，从接到战斗命令的时刻起，他们就满 有把握地说，这场战斗肯定是大获全胜。

    我把主力部署在靠近汇合处的山顶上。那里都是新开荒的地，从那里朝谷底射击，是很适宜的。在这高地的中心设了我的指挥部，前面有第七团和警卫连，左侧有第八团，右侧有第二师，沟对面矮山岗上有六七 十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这两座山的对面都是森林茂密的险山峻岭，敌人挨了打也不能向那里逃窜。我们的埋伏区的前方是宜于集中射击，全歼敌人的一百多米宽的开阔地。

    为了监视和牵制从二道岗和八道沟这两个方向来的敌人，往这两个方向分别派了各有一个班兵力的阻击队。阻击队用旗语向我们设在后山上的联络哨报敌情。战斗员都趴在战壕里等 待敌人。可是过了中午也不见敌人的影子。

    “敌人是不是不来了？”白鹤林等得不耐烦了，悄声说着，冻得牙齿直打颤。

    “不要着急，敌人是一定会来的。”

    实际上，我也冷得浑身发抖牙齿打颤，战斗员们伏在雪地上吃冻得硬邦邦的窝窝头。我也用白鹤林从背囊里掏出来的一个窝窝头代替了午饭。天气干冷干冷，手一触到铁器就粘住了。等到下午两点多了，敌人还是不来。在2月的严寒中，伏在雪地里八九个小时，确是不容易的。但是，为了争取胜利，再大的艰难困苦，也是要忍住的。只要在这里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就再也不敢随便来犯了。

    下午5点左右，八道沟东南方高地上的阻击队发来了出现敌人的信号。我用双筒望远镜一看，前头有由伪满军军官带领的斥候队，后面慢腾腾地跟着由日本指导官率领的主力部队。

    我派传令兵再次向各部队传达了批示：把敌人的斥候队放过去，等主力部队的末尾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之后，我要下达射击命令，没有命令，不准擅自开枪。

    在敌人出现的时候，天气骤变，满天乌云，更加阴沉。如果没有积雪，傍晚的阴沉的大地就会被沉沉的黑暗吞没。凛冽的北风吹打着我们；在狂风暴雪之下，敌人连眼睛都睁不开。

    当敌人的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的时候，我立即打响了信号枪。随之四百多支步枪和好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怒火。紧接着，我命令韩益洙吹响了冲锋号。敌人顿时成了瓮中之鳖。

    战果很大：敌人死伤一百多名，投降两个连，我军缴获了三挺轻机枪、一百五十多支步枪和大量的弹药。逃窜的只有打头的斥候队。

    我们正消灭八道沟方面来的敌人的时候，从二道岗方面来的敌人，听到山谷里激烈的枪声，就吓得不敢前进，停在我们的阻击队守候的山嘴前。我们的阻击队立即朝挤做一团不知所措的敌人开始了密集的射击。敌人丢下被打死打伤的同伴，仓皇逃窜。

    我叫我们的队员把敌军的伤号都背到四门开庭，分派到老乡家里，给他们吃了饭，包扎和治疗了伤口，然后打发没受伤的俘虏带着伤号回家去了。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发生过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个伪满军俘虏说，他被我们俘虏了六次，缴了六条枪，所以他应当受到支援游击队有功者的待遇。

    在鲤明水战斗中，八道沟方面的敌人丧失了“冬季大讨伐”的主力。曾吹嘘要全部消灭游击队的敌人，锐气大减，名声扫地，“冬季大讨伐”成了泡影。总之，我们在鲤明水战斗中取得的胜利，给敌人的“大讨伐”作战打上了终止符号。从这种意义上说，鲤明水战斗是特别令人追怀的战斗。二师同志们完全恢复了士气。我和他们同吃同住，为他们将来的活动提出了必要的建议，还帮助他们讨论制定了保证他们在桃泉里的和天上水一带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帮助下安全地开展活动的措施。

    他们按照我们的吩咐，进入桃泉里山沟的深处，建立起密营，进行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直到春天来临，度过了一段安静的日子。据说，桃泉里地下组织还给他们提供了棉布、麻鞋，布袜等大量的拥军物资。

    后来我和南满的同志重逢，是草木开始泛绿的5月中旬在鲤明水村庄以西的一痤山岗上。这一程他们在密营里过得安静舒适，气色都很好。

    然而，使我十分为难的是，这个部队里的朝鲜同志都不肯离开我。他们都来缠着我，恳求我允许他们编入我们的部队。我为了说服他们，嗓子都快说哑了。

    我对他们说，我们所以跟中国同志组织联军去作战，是因为考虑到了这样一点，在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援方面，这样做要比组织清一色朝鲜人的部队去作战更为有利；你们的部队属于第一军，但朝鲜人占一多半，所以 你们可以认为你们是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一支别动队；如果你们都要求到我们这里来，那么，到底由谁去同四面八方的敌人打仗呢？南满的敌人，要由包括你们在内的第一军同志们去打，东满的敌人，要由第四师的同志们去打，北满的敌人，要由北满的同志们去打；这样，我们也才能在白头山一带有效打击敌人；如果你们不到处牵制敌人，那些敌人就为消灭我主力部队而倾巢出动，蜂拥而至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把苦心培养的优秀的军政干部派到北满部队和南满部队去的，而你们却反倒要来我们这里，这不是叫人很为难吗？大家都是为了光复祖国，别离了父母妻子的人，因此，为了争取抗日大战的胜利，撇开个人的感情吧；等光复了祖国以后，我们再聚在一起，回忆往事吧。

    为了帮助南满的同志，每当他们要人的时候，我都给他们派了人。其数量是不可胜计的。我们派到南满去的人，都是精明强干的健儿。李东光和李敏焕，看他们的经历，也是从东满选派到南满去的。1937年3月继曹国安之后接任师长的曹亚范也是老跟我要人，我连我的传令兵金泽万都配给了他。

    任过第一军总务处长的孙溶浩，是在念吉林师范学校时就作为我们组织的留吉学友会的会员进行活动的学友。他特别擅长音乐和体育。他体格好，相貌俊秀，是在吉林的女学生中很受青睐的小伙子。他是师范学校的跳高选手和小提琴演奏家。后来，他在搞共青活动的时候被警察逮捕，在新义州监狱受了一段苦。出狱后，在永吉县五里河子致力于农村革命化，第二年到南满磐石县，做了县党委机关报《反日青年日报》的总编辑。从1937年冬开始，在第一军指挥部任总务处长。我是在1938年冬在南牌子再次见到他的。当时他见到我，十分高兴，说他很想跟我在一起。然而，过了三个多月，我接到了他在富尔河附近的一场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的噩耗。

    在南满的游击部队中，我们一向对在我们邻近活动的第一军第二师予以更大的关注。在举行庆祝普天堡战斗（1937年6月4日——译注）胜利的军民联欢的时候，他们也找我们来，共享欢乐。间三峰战斗（1937年6月30日——译注），是我们的主力部队和第四师、第一军第二师联合进行的战斗。

    多年来，第一军第二师和我们的部队在白头山西南部一带很好地进行了协同作战。在本世纪30年代后半期敌人的警察文件和报刊上不时地看到我的名字和曹国安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的资料，可以说这是说明朝中两国革命者并肩进行联合斗争、协同作战的生动史料。

    我每当回忆我们的革命斗争乘胜前进的那些年代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怀念着第一军第二师的战友们。曹国安、宋茂璇、朴顺一……这些只叫一声名字都令人哽咽的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好像冒着狂风暴雪，亲切地出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