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不能忽略的事 远征抚松结束后，我率部返回长白地区，驻在新兴村附近，加紧进行挺进祖国的准备。1937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传令兵到了离新兴村不远的吉城村。这是我们来到白头山地区的头一年冬天就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村子。
我们来到长白地区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有时同带着支军物资来的人们见面，有时把必要的人员召到中间联络站或其他秘密地点接头，有时还直接到居民点去跟群众接触，了解民心，了解敌人的动向，帮助群众提高革命觉悟。
在长白地区我去过许多村子，头一次去吉城村时还在那里住了三天。这是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恬静的小村庄，只三天就认识了全村的人。我们在那里开展了群众政治工作，会见了国内的工作员。
一个扮做猎人潜伏到吉城村来的叫田中的日本密探，也是在那个时候揪出来处决的。这个田中，是在特务机关系统地受过专门训练的老奸巨猾的特务。他生长在朝鲜，能说一口流利的朝鲜话，跟土生土长的朝鲜人没有什么差别，还精通朝鲜的风俗和礼节。所以，十九道沟和二十道沟的人们看着他扛着猎枪在长白地方转游了好几个月，也没有看出他是日本人。识破他真面目的是吉城村的地下组织。
在吉城村时，我住在一位姓张的老人家里。这一家，屋子宽敝，过的日子也比别人好一些。我住在他家时，村里的几位老年人天天到这家来聊天。这些把长烟袋插在后领里来串门的老年人，一聊就聊到深夜，有时讲些故事，有时讲南次郎如何如何，满洲国又怎么怎么样，抒发着对时局的看法。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对时局的分析却是很有见地的。看来，被剥夺了国家主权的人民，进步最明显的可能就是政治意识。
有一天傍晚，一个剃了光头的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农民，跟着老年人来到了这一家。他的容貌、身板，像个出众的摔交手，而他的举止却显得格外淳朴，老实憨厚。男子汉一过三十岁，一般都自卖自夸，自以为天下大事无不通晓。在农村傍晚聊天的时候，嗓门最高的都是三十岁以上的青年；要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小青年提出什么主张，他们往往嗤之以鼻，说那是乳臭未干的小儿之见；要是五六十岁的长辈人说些训诫的话，他们也会付之一笑，认为纯粹是封建老顽固。这就是当时血气方刚的三十岁以上青年的一般特点。可是这个青年却蜷缩在老年人的背后，光是听我说话。老人们回答我的问话，介绍村里情况的时候，他也不插一句话。老人们问我，金队长手下总共有多少兵员，听说游击队还有速射炮（即机枪），是真的吗，估计再过几年日本才能灭亡？金队长的父亲做什么，等等，五花八门，什么问题都问。唯独那个青年人缄口不语，只是听着老人们发问，抿着嘴微笑。当他的视线偶尔同我的目光相碰时，就立刻缩脖子藏到别人的身后去。有时他脸上现出似乎想要问什么的表情，但又不敢问，始终不开口。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哑巴。那个青年的不自然的举止，不知为什么，也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我跟老人们了解了过日子的情况，顺便也问了那个青年几句话，但他仍不开口。老人都不安地望着他，其中一位老人索性替那个青年开口说：
“将军，他是扛活的长工。是个举目无亲的老小伙子，名字叫金月容。他只知道自己是南道生人，却不知道故乡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父母是谁。他连自己的年龄也不清楚，只知道大概是三十开外了。确实是个可怜的后生啊。”
大凡丧失了自我的人，都像他这样连自己的意思都不能自由表达。
他自卑得连问话都不敢回答，可见他从来就没受到过人的待遇，是一个饱受歧视的可怜人。
我靠近他的身旁握住他的手一看，一双手简直像一对铁耙子。他手都变成这样，该受了多少苦啊！他背也驼了，身上的衣服更不像样。他老躲在老人的身后，也许是因为衣裳太褴褛，怕见人吧。他虽然连别人的问话都不敢回答，但他居然能到游击队司令官住的地方来串门，可见他还是个有主心骨有所抱负的人，我认为这一点还是令人喜欢的。
我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当长工，他只说了“从小”这两个字。听他的口音，好像是全罗道人。当时，中国东北地方，包括西间岛，从朝鲜全罗道来的人很多。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大量掠夺满洲的土地，提出所谓的“鲜农移满政策”，给好几万名朝鲜农民挂上“集团开拓民”的名目，强迫他们迁移到了中国东北地方。这个青年人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吧。
等人们都散了以后，我问住家的主人张老人说：
“老大爷，那个青年人为什么还没有娶亲？”
“他从小给人杠活，如今过了三十岁还不能成家，孤孤单单地过日子。人可是好得没说的，就是讨不上一个媳妇。没有人愿把闺女许给他嘛。看他孤苦伶仃的样子，怪可怜的。房前头那家的小子，那么小还当上了新郎，受大人待遇呢。”
我顺着老人指的方向朝门外一看，只见有一栋草房，纸糊的窗户当间贴着一块有笔记本大的玻璃，那门前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在踢毽子。一想那么一个小不点儿的孩子已经娶了媳妇，我心中不免有怅然若失之感。尽管是早婚、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盛行的时代，但是看了这种现象，还是禁不住令人咋舌。
其实，我们部队里也有跟那孩子差不多大的“小新郎”。这是后话。在长白县入伍的游击队员金洪洙就是十来岁结婚的“小新郎”。他跟“小新郎”这个外号很相称，个子也很矮。
三十开外的老小伙子和十来岁的“小新郎”，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面对着这个啼笑皆非的事实，我抑制不住心中的郁闷和悲伤。老小伙子和“小新郎”，都是时代的受难者。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处境是差不多的。但我更同情过了三十岁还不能成家的老小伙子。“小新郎”虽是早婚制的牺牲品，但他毕竟还是有妻室、有生活的。
这天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眠，那个金月容，一个人的悲惨的前半生总是浮现在眼前，使我无法平静。金月容的过去和现在，就是我们的国家在苦难深重、荆棘丛生的路上艰苦跋涉的缩影；他那浮萍一般漂泊异乡、颠沛流离的前半生，就是沦陷的朝鲜用血泪谱写的历史的缩印版。
这天夜里，我心中产生一个念头，要给金月容物色一个配偶。如果不能帮一个人成家，怎能光复被侵占的祖国呢！
我们革命军里当然也有很多误了婚龄的老小伙子。他们是因为参加了不知何时能胜利的长期的武装斗争，才过了婚龄的。游击斗争，是在各种类型的斗争中最艰苦、牺牲最大的斗争。游击队活动频繁、活动半径大，而吃穿住的条件却极端恶劣。在这种情况下结婚成家，是普通人难以想象，难以实现的。不少女同志加人武装队伍时所以舍得把孩子交给婆家甚至送给别人做养子养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游击队里也有一些两口子同时入伍作战的，但他们的夫妻生活却是有名无实的。总之，我们在外来势力的逼迫下不得不过着很不正常的生活。
除了极少数亲日派和民族叛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体朝鲜民族都无情地推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随着国家主权的丧失，朝鲜民族固有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生活都被打碎得七零八落了。人所需要的起码的生存条件、自由、权利和传统的风俗习惯都被践踏无遗。日本帝国主义不希望朝鲜人吃好穿好，不希望朝鲜人过上人的生活。他们处心积虑地要把朝鲜人变成牛马猪狗。“愚民化”这个词就是这样产生的。因生活贫穷，孩子们到了学龄也不能上学；乞丐和流民在街头彷徨；青年男女过了婚龄而不能结婚成家；夫妻不能团聚而在山中受苦……对这一切，对朝鲜人的死活，日本人是无动于衷的。
敌人置若罔闻的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则是最关心的问题。我们自己是因不得已的情况而不能成家的，但金月容这样的老小伙子为什么就不能成家呢？难道国家亡了，青年人就不该成家吗？
我在搞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活动的时候，虽还不到二十岁，却干预过几次别人的婚事。其一就是在这部回忆录的第二卷中简单提及过的孙贞道牧师的大女儿孙真实的婚事。回想起来，我之所以不得不干预孙真实的婚事，完全是出于偶然的原因。这件事，一度成了吉林市朝鲜侨胞社会中的话题。学校放假时我一回到家，母亲也像我的吉林同学们一样对我说道，自古就有俗话说：做媒做得好，就受三杯敬酒，做得不好，就挨三记耳光。
母亲的这一告诫，我铭记在心里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同志认为，什么恋爱呀结婚呀，这都是些出自小资产阶级感伤主义的生活琐事，断定离开了革命、学习和劳动的一切幻想都是私心杂念。他们说，国家被人吞掉，全国百姓都做了亡国奴，还谈什么恋爱，讲什么爱情，这都是邪魔歪道；国家主权尚且未恢复，哪有兴致谈那个酸溜溜的恋爱和小家庭！他们的这种立场观点，虽然不无走极端的一面，但是当时他们看到一些民族主义者和似是而非的共产主义者，为恋爱或家庭问题而受痛苦甚至脱离革命队伍的现象，这种立场观点就变得更加坚定了；尤其是看到不少有家室的同学因之而放弃学习，或被卷入家庭琐事中不能自拔，这种看法一时间在一些人中似乎成了无可争辩的正确观点。
但是，并没有因国家亡了，爱情也随之消亡的道理。即使国家亡了，生活还是照常继续，爱情还是照常存在。青年男女到了适当年龄就跟相好的谈情说爱，成立小家庭，生儿育女，等到子孙满堂了，又说“无子女才是好八字”，这就是人生。
我曾见过不少志同道合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盟员为爱情而苦恼而欢悦，为爱情而结合而决裂的事例。金赫在革命斗争中跟承少玉谈过恋爱；柳凤和因为爱李济宇，跟着李济宇投入了革命斗争；申永根在做共青同盟工作中爱上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安信英，跟她结了婚；崔孝一夫妻为了给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添一分力量，带着十几条枪，逃出日本人的武器商店来到孤榆树加人了我们的队伍；车光秀曾幻想能遇到一个像小说《牛虹》的女主角琼玛一样的恋人。
爱情不仅没有妨碍革命，反而成了鼓舞和推动革命的力量。崔昌杰是有妻室的人，这已在回忆远征南满时简单提过。他常思念留在柳河的妻子，从这思念中获得力量；承少玉的清秀俊美的容貌，成了使热情充沛的汉子金赫不断地涌出诗篇和音乐的泉源；全京淑在自己的爱人金利甲被关进大连监狱后，为了照料狱中的爱人，毅然离家赶到大连去当了大连纺织厂的织布工，以便能经常给狱中的爱人送衣送食，一直坚持了九年。使一个笃实的基督教徒的女儿全京淑成了天下闻名的烈女的也正是爱情。
这一切事实，使我们的人逐渐改变了对于爱情、结婚和家庭的看法。他们认识到，有妻室的人也完全能够搞好革命斗争；家庭和革命不是对立的，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家庭是产生爱国精神、革命精神的泉源和出发点。这种认识形成了一种新的家庭观。
我在五家子活动时还曾干预过边达焕的婚事。当时，边达焕是五家子农民同盟负责人，他既要种地，又要抽空做革命工作，成天忙来忙去不得空闲。他和他父亲都过着鳏夫的孤独生活。
论年纪，边达焕属于李宽麟他们那一代。这个可以说是属于我父亲一辈人的边达焕，弯腰驼背地蹲在地上，面前放着淘米的木盆，用铁耙子一样粗黑的大手从木盆里的米中一个个地挑出砂粒的样子，或端着木盆或水罐进进出出的样子，总是给人一种凄切之感。听说，现在的青年男子到了三十岁不娶亲也满不在乎，好心的邻居反而替他着急，催促他快结婚，而本人却回答说不用着急，慢慢来呗。听说这已成了普遍的现象。但是，在我们搞青年学生运动的那个时候，青年男子到了三十岁，女子们就把他当半大老头看，根本不把他当小伙子放在眼里。
边达焕是罕见的美男子和好心人，满可以再娶一个姑娘。可是叫人焦急的是他本人根本不想再婚。他本人不想，他父亲就该催促他，可是他父亲边大愚也不加过问。于是由我们挑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子给他做了填房。我大胆干预这个婚事，纯粹是出于同情心。 续弦以后，边达焕做农民同盟的工作更加积极，干劲更大了。边大愚等五家子的有声望的人们都称赞吉林青年不但善于闹革命，而且还富有人情味。我们帮助解决了边达焕的家庭问题，结果使革命工作得到了许多好处。可见，结婚决不是与革命毫无关系的。
正因为这样，我对别人的爱情和友情，从没有掉以轻心。我们在汪清地方的游击区时，有一天我带着吴白龙的连队从小汪清朝嘎呀河方面行军。当队伍翻过一道岭的时候，前面有一个面生的姑娘微低着头朝我们这边走来。她一见是我们，就突然站住，脸上现出微笑，惊喜地望着我们。可是当队伍将要靠近她时，她却低垂着眼睑急匆匆地从队伍旁走了过去。做为一个农村姑娘，容貌和举止算是很清秀而淡雅。连队在继续行进，只有走在最后的一个队员很快地回头望了她一眼，然后像有什么心事似地低垂着头迈动着脚步。队伍走了一百来米，他又回头望着，他那眼光流露着难以形容的忧伤和眷恋。
我叫那个队员走出队伍，轻声问他：
“你在想什么想得那么深沉？或许是跟那个刚过去的姑娘有什么关系？”
那个队员立即满脸现出喜色，微微地笑着，坦率老实地说道：
“她是我的未婚妻。我入伍后一次也没见过她。可她连头也不抬，像一股风似地过去了，心里怪不好受的。她要是抬起了头，就能看到我穿上军装的样子嘛。”
他说着，又朝那姑娘消逝的方向张望。我心里油然生起了应当帮助他的想法。于是说：
“那么你现在就去跟她见见面吧。让她看看你穿军装的样子，也跟她说些话，那她该多高兴啊。给你充分的时间，想说的话都说了吧。我们在前面的村里休息，等你回来。”
他的眼睛闪出了泪光，说一声谢谢，就箭也似地飞跑去了。我带队到前面的村子下了休息令。没过三十分钟，那个队员跑回来要向我报告跟未婚妻见面的经过。我说这类事情不用报告，可他还是忍不住兴奋地说道：
“她看我穿上了军装，说我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还说她要像个游击队员的未婚妻，一定把工作做好。我跟她说：‘看见了吧，我是为朝鲜的独立豁出了一身的人，你是一个革命军人的未婚妻。你要做一个革命军人的妻子，就该加入革命组织，好好做革命工作。’我是这么说的。”
自从见了未婚妻以后，他作战更英勇；他的未婚妻也加人了革命组织，工作很积极。可见，爱情是干劲的泉源、创造的动力、使生活绚丽多采的染料。
我在离开吉城村时托付张老人说：
“老大爷，有件难事想托付您。为了金月容，昨天我一夜没睡好觉。希望村里的老大爷们齐心合力，给金月容找个配偶，帮他办办婚事，您看怎么样？”
听了我的话，张老人显得十分不安。他说：
“我们有愧啊，还让将军为这种事儿操心；请将军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他成家立业。”
吉城村的老人们很好地履行了这一诺言。不多久，祖国光复会的当地组织送来了金月容要办喜事的报告。把女儿许配给金月容的是十八道沟寺洞的金老人。
我们在吉城村为一个老小伙子的婚事操心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二十道沟，甚至传到了十八道沟。金老人风闻到这件事，就来到吉城村跟张老人谈起了他女儿的婚事。他说，是金将军器重的人，我就该把女儿许给他。这样，这件婚事就意外顺利地谈成了。这位金老人真是难得的好人。
他家靠山脚下一小片孬地过活，日子很穷，可他这位老人家表示要把两方的婚礼合在一起由自己包下来。而男方的亲人也力主由他们办，于是婚礼就在吉城村张老人的家里举行了。
我叫后勤副官金海山从战利品中挑最好的布和食品送到吉城村去。可是不知怎么回事，金海山只答应了一声，却站着不肯出去，显出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他说：
“将军，他们办婚礼，我们非送贺礼不可吗？”
这可是意外的问话。
“当然应当送。怎么，你不乐意？”
“我们的战友结婚，都是只摆着一碗饭就办了婚礼的。想到这一点，真不想送去。我们有多少只摆着一碗饭就代替了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婚礼，尔后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啊！”
我理解金海山的心情。给战友办婚礼的时候，他只能给战友摆上一碗饭，而现在要他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送贺礼，他心里自然是不情愿的。
“想到那些事，我心里也很难过。但是，海山同志，因为我们只用一碗饭代替了婚礼，难道人民群众也应当这样办婚礼吗？其实，我们的人民群众中这样办婚礼的人也是不少的，对这一点，你不感到憋气吗？当然，用我们密营仓库里的战利品去救济全体朝鲜人民，是不可能的。但是，决心为解放人民而拿起了枪杆子的我们朝鲜青年，给金月容这一个人办婚礼，难道就不能大方一点吗？”
金海山当天就带着一个队员背着被面、大米、罐头等贺礼走了。他走时，我把我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给他带去了。他回来后，我见他眉开眼笑心满意足的样子，料想他一定受到了优厚的待遇，婚礼也办得很满意。他对我没说别的，只说新郎接到那些罚礼激动得放声大哭了，村民都人心厚道。他最后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将军，往后，西间岛青年人结婚的贺礼，我们都包了。”
过了些日子，我听跟他同去过的队员说，在那天的婚礼上，金海山给新郎祝酒的时候，哭得很凄惨。后来，我也没有问他哭的理由，因为很明显，一定是迸发了在那种场合里朝鲜人都共同感到的民族之悲哀。
自从听了金海山的汇报以后，我心中打定主意一定要抽个时间去访问这个新成立的小家庭，因为我很想看看他们怎样过日子，也很想亲自为他们的将来祝福。于是，正当为挺进祖国紧张地进行准备的时候，我离开密营，只带传令兵特意去看望了他们。
人的感情真是奇妙不可捉摸。我跟金月容只见过一次面，话也只说过一两句。他根本不愿意说话，不是可以自由交流感情的人，而且表情也很少有变化，是个淳朴无比的人。这样一个人，怎么会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我的心，连我自己也茫然不解。他不是什么有特殊魅力的人，要说有，那也许是他没有沾染天下任柯污垢，纯洁无瑕，天真质朴这一点吧。尽管这样，我怎么也克制不住想跟他见一面的渴望。
那天，张老人引我到了他的家。他住的是把别人弃之不用的小库房简单修缮起来的房子。很可惜，新郎上山打柴去了不在家，只有新娘——那位寺洞金老人的女儿高兴地迎接了我。这位新娘虽然算不上是美人，却像大户人家的大儿媳妇一样丰满而朴实厚道。我心想，要是这样性格的女子，是会很快就让丈夫变成另一种性格的人的。
“你决心跟月容同志过一辈子，我们很感谢你。也请你向你的父亲转达我们的问候。”
我这么一说，新娘低头鞠了一躬，回答说：
“要说感谢，该由我们感谢您呐……我一定帮着丈夫，好好过日子。”
“愿你们子孙满堂，白头偕老。”
趁我跟新娘说话的时候，我的同志们已经给她家劈好了拌子，堆得像个小山包。
见过金月容的妻子，不知为什么，我的郁闷的心情顿时轻松开朗起来。我深信他们两口子一定像一对鸳鸯一样，一辈子相亲相爱形影不离。那天的访问，直到我们部队为攻打普天堡攀上坤长德的时候，仍萦绕在我脑际中。
我们成全了一个长工老小伙子的婚事，还为婚礼送了贺礼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西间岛。从此，人民群众对人民革命军的信赖和期望就更大了，运到密营来的支军物资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了。十三道沟城门外的一位老人，连一点一点积攒下来准备给儿子办喜事的稗子米，也叫儿子背着送到了密营。尤其使人赞不绝口的是，背着这些稗子米来的就是两天后就要结婚的那个儿子和他的哥哥。我们百般劝他们背回去，但他们怎么也不听，反而百般恳求我们收下，说要是带回去的话，父亲就要把他们赶出家去。于是，我们再也无法推却他们的诚意了。名字叫金光云的那个青年，后来怎样办了喜事，我们无从知道。我心想，他们为了准备那点办喜事的米，一定费了不少力气的。我至今仍深深地后悔那天在富厚水台地上送他们回去时，没能送给他们一点什么东西。离开西间岛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金月容。
从打离开吉林后，孙真实也未能再见到。只听说她到美国留学去了，至于她婚后的生活如何，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心中一直默默地祝愿她幸福。
我一辈子没有忘记过孙真实、边达焕和金月容。
大概是这样吧，自己奉献的爱有多深，对过去的亲朋好友、同志和学生的爱就有多么久远而深厚。
孙真实在美国去世。接到她去世的讣告，我给孙元泰发了唁电。我心想，在她活着的时候，能再见一次面，探探她的病情，该是多么好啊！
金月容本是很健壮的人，一定是长寿的。 [ 上一页 ] [ 上一层 ] [ 下一页 ] |